简介：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简介：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简介：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简介：唐胡演墓志是一方新出唐人墓志。志主胡演是初唐司法官员，先後出任大理少卿和刑部侍郎。但两《唐书》未予立传。墓志提供了关於胡演及其家世更为详细的信息，可与《资治通监》、《元和姓纂》等传统史籍比勘。本文对胡演的生平作了考释，又对唐初十二军制以及司法政务运行所涉及的唐代囚帐管理、参与死刑覆议的两省官员范围进行了讨论。

简介：基因平等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在基因上被平等对待的人格权利。它的社会根源在于基因歧视，即仅仅基于所谓“缺陷基因”而对携带者作出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基因歧视是对基因平等权的侵害，但基因信息的特殊性使得禁止传统歧视的法律策略不能直接适用。根据“第二次选择”中的基因正义原则，建构基因平等权法律规范是我国应对基因歧视的基本私法政策。基因平等权的边界是基因上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要在各种冲突着的利益之间寻求一般禁止与例外的平衡。与欧美相比，我国对基因医学技术的应对机制非常欠缺。虽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直接的条款能对基因平等权损害提供救济，但基于私法特别是人格权的涵摄力，通过法解释，侵权责任法能够将基因歧视侵权损害纳入救济范围。

简介：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简介：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民意逐渐对刑事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民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引发了有关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诸多讨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意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造成两者冲突关系的原因既有民意方面的不足,又有司法方面的缺陷.只有对症下药,减少媒体对民意的误导,完善法律制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民意与司法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

简介：“两高”司法解释划定网络言论犯罪边界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次数达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次数达500次以上，可构成诽谤罪；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礼会秩序的，以及编造虚假信息，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司法鉴定在侦查中对案件事实证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近年来,侦查中运用司法鉴定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刑事错案的背后揭示鉴定样本的收集过程在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得还不够。鉴定意见随着案卷进入后续程序,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证明作用。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存在运用尚不充分、样本的收集保管不够规范、司法人员迷信鉴定意见等问题。其进路在于进一步提高侦查中的鉴定技术含量,规范鉴定样本的收集程序,转变对鉴定意见迷信的观念。

简介：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案件有效侦破和公正审理的技术保障。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的司法鉴定争议日益突出。产生很多相关问题，既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对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司法鉴定争议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简介：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规范优于价值”，而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规范优于价值”是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应坚持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而不能够从价值角度出发，仅以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影响程度、舆论、民意等主观因素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的行为。当前刑法价值取向存在不足，功利主义思维左右立法，社会舆论和民意决定判决。为此，立法机关需改变重刑主义的立法理念，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应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审判不应被社会舆论和民意左右。

简介：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简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公众对社会刑事案件的看法更多的得以表达,这种民意的表达是刑事司法大众化的体现与契机,但是司法界又存在着将刑事司法职业化的呼声。本文以药家鑫案中民意对刑事判决的左右为契机,探讨了刑事司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问题。

简介：刑事审判法官对案件的判决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事实和规范.事实的未定、事实和规范的路遇、规范的抽象性和规范载体的模糊性均使刑事司法遭遇事实的不确定、规范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并由此衍生出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以此实现事实的确定、规范的确定和语言的确定,最终实现罪与刑的确定.事实的确定是基础、根据和前提,事实的裁定是事实自然属性的确定,而规范的确定和语言的确定都是服务于事实法律属性的确定.因此,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规制不仅包括对确定事实法律属性的裁量权的规制,也包括对常被忽略的确定事实真相的裁量权的规制.基于刑事司法事实裁量权的存在领域和受制因素,可通过完善程序法制、提升实体法规范质量和严格遵循基本原则等方式来实现刑事司法事实自由裁量权规制,从而祛除影响法官事实裁量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实现刑事司法事实裁量和最终裁判的公正.

简介：摘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和秩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刑事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或无法查明，而被害人因得不到责任人的赔偿，巨额的医疗费用使被害人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更有些被害人因经济原因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期，而现今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司法救助制度日趋完善，但制度上仍然存在不足和缺失的地方。因此，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及社会和谐进步意义重大。

简介：<正>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风险评估是指基于特定环境与可认知的危险两个层面来科学预测或鉴别行为人实施危险行为、暴力行为或再犯罪行为风险的技术手段。依照评估方法的不同,风险评估技术可区分为临床风险评估与精准风险评估,其发展轨迹可简单概括为经由临床评估向精准评估的嬗变。虽说在"二战"前精准风险评估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就已开始被倡导,但刑事司法机关却很少采用。至20世纪中后期,随着风险评估技术中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方法的应用,评估量具对再犯风险预测的准确性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精准风险评估技术也随之开始大量应用于刑事司法诸领域中。一般来看,风险评估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刑事

简介：【专题导引】刑事政策在我国一直备受关注和重视。这是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基本方针、策略和措施。在新形势下，我国刑事犯罪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严峻的态势，需要在刑事政策上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理论上的研讨对于刑事政策的制定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期组织一组有关刑事政策的稿件，对于刑事政策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其中，陈兴良教授和卫磊副教授侧重于对刑事政策宏观问题进行思考。陈兴良教授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一文，以严打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影响为视角，对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即刑法的刑事政策化问题，进行探讨。卫磊副教授的《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一文认为，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固有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

简介：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