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刑事司法观经历了从司法克制到司法能动的过程,刑事政策在此过程中开始作为重要参量融入到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的话语变迁,不同程度地调整着刑事司法的策略与运作机理。刑事政策的兴起对于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深入合作,形成治理犯罪的互济合作模式裨益良多。但同时存在着重大的风险隐患：刑事政策的过度宣扬会加剧刑法＂规范侵蚀＂的可能趋向,并可能因过度强调政策性论证思路,不当地克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采取规范化进路和原则性论证进路是防范刑事政策司法化风险的可取策略。

简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检察改革新形势下，无论是立足检察工作更好地适应党中央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还是面对解决El益增加的检察机关适用法律政策疑难问题的客观需要，研究室工作都只能不断加强和改进，而决不能削弱和取消。新时期推进研究室工作发展，要解决好几个重要问题：

简介：疑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严重困扰着司法机关及时办案,也关涉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案件的公正处理。我们对疑罪要坚持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忠实于事实真相的慎处、酌处的指导思想,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公正与效益并重的价值目标,实行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正确区分和把握疑罪刑事政策与相关刑事政策的关系,进一步延伸疑罪刑事政策新领域,并且将疑罪刑事政策的具体要求贯彻到立法、司法、刑罚执行活动中,实现对疑罪的科学处置。

简介：习近平宣示治国理政全新布局2月上旬，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有关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分析称，这是习近平首次正式阐述四者关系，宣示“四个全面”已成为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

简介：欧盟的基本条约构成了该地区刑事司法合作的宪法渊源,而在宪法中同时规定合作理念和具体措施的做法,可被称为“欧盟模式”.以欧洲统一逮捕令等制度为例,可以发现宪法渊源是如何推动欧盟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开展.借鉴欧盟的相关经验,并考虑我国的特定状况,需要在我国宪法中确立刑事司法合作条款.但在模式上不必要完全采用欧盟模式,可采用“宪法＋单行法”模式,在宪法中确立原则性规定即可.在内容上可就合作理念、立法模式与主体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简介：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当前，两者之间的衔接面临着实体、程序以及监督等多方面的困境。实体衔接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针对特定的“违法行为”，如何认定其已涉嫌构成犯罪，如何认定其与犯罪行为是同一行为，以及针对该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之间如何折抵。程序衔接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过程中应采取哪种步骤，移送后行政执法的状态，以及衔接过程中的接受主体如何确定等方面。衔接监督上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监督主体虚置、监督依据缺少，以及监督效果堪忧等方面。产生这些困境，既有理论研究上的原因，也有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衔接运作机制上的因素。应在反思衔接目的的基础上，探寻健全和完善衔接机制的最佳方案。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事关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对共同打击违法犯罪、推进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是一直困扰我国执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如何构建一个合法、规范的两法衔接机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研究的现实问题。在回顾两法衔接的历程、梳理两法衔接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应当着眼于克服基础理论薄弱、立法衔接不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定位不准、衔接程序粗陋等障碍,进而有必要厘清基本理论、完善立法内容、明确职责定位、规范操作程序等。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职权配置的合理性不仅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权威、高效，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三机关刑事活动中的关系看似公平，实则违背了刑事司法权力的运行规律，造成三者之间的失衡。因此，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出司法职权的优化路径，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至关重要。

简介：地方司法文件属于指导性法律适用文件,是地方司法机关超越个案裁判的集体司法智慧体现。在中国特有司法现状下,各种地方司法文件对审判起到积极指引和规范效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庞杂而繁多的地方司法文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通过规范化路径来处理,从机制层面予以完善,即统一解释形式、具体化解释权限;规范制定程序、明确审查机构;完善报备制度、规范文件公开。期待通过系统而有效的规范化处理,使地方司法文件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司法实践。

简介：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都承载着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功能。作为不同的社会治理手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依其制,各司其职,而且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两法衔接的现状、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分析,以期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简介："国家政策"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民事司法经常适用国家政策。国家政策要以符合法治原则的方式进入司法,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思考,并结合恰当的法律方法。从实体要件来看,在具体的司法活动当中,法官要考察有没有法律规定,是否存在国家政策,能否适用国家政策。从程序要件来看,法官要考察发现程序、审查程序和适用程序上的基本问题。同时,只有适用某种方法,国家政策才能成为司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来源。运用恰当的适用方法是国家政策司法适用的方法要件,主要涉及的是法律论证方法和利益衡量方法。

简介：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是在我国,对该项制度的启动权的配置却呈现出不均衡的现状。笔者主张赋予刑事辩护律师刑事司法鉴定的单方启动权,以更好地维护辩护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下控辩平等对抗理念的实现。

简介：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机关根据其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程度。其构成要素包括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司法主体的自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以及司法裁判的终局性等四方面的内容。时下，我国司法公信力低下。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增强法官的自律性，增加司法的透明度以及保证司法的终局性，以增强司法公信力。

简介：台湾地区妇女团体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性侵害犯罪于1999年的大规模修正.性价值观的变化使得重视个体权利的性自主权此一具体法益观取代社会性伦理秩序此-抽象法益观;法益观的变革导致性交、猥亵两种基本性侵犯罪类型概念界限的位移,也使得性交猥亵犯罪的行为主体及行为对象予以扩大化,实现了对两性的平等对待和保护,而“违反其意愿之方法”对“致使不能抗拒”用语的取代,使性侵犯罪是对性自主权的侵害的不法本质得以在犯罪构成上具体体现出来.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司法人员对于性侵犯罪各罪犯罪构成及罪界关系均产生较大分歧.

简介：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刑法学概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刑事政策不是打击具体的犯罪人或事,而是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综合治理,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刑事政策才是适宜的刑事政策。在当前宽严相济背景下,应适当借鉴"新社会防卫论"理论,立足于预防犯罪与控制罪犯之上,而不拘泥于刑事司法领域内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与此同时,深挖其产生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针对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以期从根本上预防消除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并且在处罚犯罪人时适用以预防为目的的非报复性刑罚以保障罪犯的人权,帮助其重返社会。

简介：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全面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之中，但其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态势，相反却阻碍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和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弱化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属性。滥用毒品行为既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和需求层次提升受阻产生的副产品。“重刑治毒”既缺乏合理性，也缺乏可操作性。毒品犯罪与滥用毒品之间具有紧密的正比例联系。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理性认识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并将国家治理毒品犯罪的重心前移至减少滥用毒品（包括减少存量和防止增量）的环节。

简介：小产权房是我国二元制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其兴起的直接原因。其发展虽然体现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整合,但在法规范上,却存在诸多冲突及模糊规定,导致了其合理却不合法这一怪象的发生。如何对法规范进行法构造的内部协调与改造,妥善解决目前的小产权房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简介：对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的校友际青、子默、守恒、去闇等,有关论著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介绍有误。根据近年发现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和有关史料,际青本名刘瑞芝,今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附近的刘庄人,约生于1885年,与李大钊同为＂专门豫科英文班＂和本科＂政治经济科＂的学生。子默即郭须静（1890—1934）,1907年秋先入＂专门豫科法文班＂,1913年6月与李大钊一起毕业于本科＂政治经济科＂。守恒即张永德,北洋法政学堂第一届＂别科＂生,1909年春入学,1912年7月毕业。去闇即张一诚,北洋法政学堂法律本科学生,1910年——1913年6月在学。

简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细化规定。然而，就非法取得的口供的排除而言，我国确立了以“痛苦规则”为核心要件的排除标准；就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而言，我国确立了包括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在内的三项排除条件，实质上大大限缩了其排除范围，并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该规范。如此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并不能完全涵盖《禁止酷刑公约》所框定的排除范围，与美国和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亦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