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刘武俊在《福建日报》2017年3月1日载文《及时打上司法政策的补丁》认为，司法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及时打上政策补丁。法律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非圆满性，在法律适用的实践检验下，法律文本往往凸显形形色色的法律漏洞。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与刑事政策出罪的确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是当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清理所得出的初步结论。不论是否定“李斯特鸿沟”，还是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均反映刑法理论界开始关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沟通机制。在德国．罗克辛所构建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深深烙印在罪责评价中：

简介：我国《刑法》第176条将“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纳入犯罪行为，这种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入罪化的立法政策值得反思。将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入罪化，有悖于现代刑法所奉行的谦抑性原则，有悖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也是有悖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需要。概而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去罪化，这是建立公正、合理之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迈向金融业平等的前提和基础。

简介：侵犯财产类犯罪中有很多都存在着非法占有行为，它们分散在不同的财产犯罪、金融诈骗罪和贪污等罪中，有待被制度化。笔者就如何认定非法占有行为展开了论证研究，从非法占有这一概念入手，研究它的主观方面一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它的客观方面一非法占有行为、发挥非法占有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的联合认定犯罪的优势：

简介：民主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让民主成为“小镇里唯一的游戏”。在“政治司法化”的过程中,法院成为解决政治争议的主要场所。但是,对司法审查机关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法政治化”色彩会愈加浓厚。泰国民主转型从“政治司法化”到“司法政治化”的退化,说明司法权并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司法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性。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为司法权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法院对规则和秩序的守护又可以避免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司法权应当重视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科学的谋划和积极稳妥的推进均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简介：刑事司法领域的民意指社会公众以了解事实、参与评论等方式关注刑事案件进程,并形成较为普遍、具有集体情感性的观点、意见,其有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对刑事司法所产生的影响亦有正负之别;随着热点案件的频发及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民意与司法的融合与冲突愈发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处理好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并非要求审判一味迎合民意,关键在于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依靠提升司法正义、改造非理性民意营造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融通。

简介：司法责任制是解决刑事冤假错案的治本之举，更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在论述刑事错案问责制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刑事错案问责制从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刑事错案的责任竞合与责任分担，以及刑事错案的司法规律与责任豁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完善问责的主体、问责的依据与问责的程序等建议。

简介：卫生监督机构是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参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承担者。当前在衔接机制运行中发现立法存在空白、衔接机制不畅、卫生监督体制尚待改革、法律风险控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等问题,亦引发诸多争议。本文试图从卫生监督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法律定位、执法权限、案件移送标准、衔接程序等角度,分析卫生监督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和路径选择,以实现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目标协调,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收集与我国产品刑事责任因果关系有关的刑事司法案例及国内外因果关系理论,经实证研究后发现在产品刑事责任领域,并非所有的因果关系的难点都会涉及。根据因果法则是否确定将产品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分为两类,因果法则确定时进一步根据支配力大小以及归责的有效性将因果关系分为造成型因果关系与引起型因果关系,反之则探究以统计学和流行病学为基础的疫学因果关系能否作为认定产品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新类型。同时对产品责任领域有关的假定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以及证据不足时是否可以归责的问题做简要介绍。

简介：对我国刑罚制度的刑事政策思考不同于我国的刑罚政策,它是指以刑事政策为视角,如何看待我国刑罚制度,包括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作为我国刑罚制度的价值,如何从整体上科学把握我国刑罚制度,如何对我国刑罚制度进行科学应对,这些内容的结合,组成我国刑罚制度从发展方向到整体设计的配套改革,促成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

简介：与其他类型司法鉴定相比，司法精神鉴定较为特殊。精神医学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与司法精神鉴定直接对接，且鉴定意见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错误。鉴定人在刑事责任认定问题上的强势、鉴定内容无法通俗化表达、鉴定意见结果不确定等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实体的改革无法达到目的，那么对诉讼程序进行调整，如加强程序的参与性，建立重点案件鉴定人出庭制度，选任精神医学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才是化解鉴定意见风险、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简介：解决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困境是依法治税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存在实体困境、程序困境、证据困境以及监督困境等。应当从完善规范依据、构建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典型案例进行司法指引以及强化法律监督等方面促进二者之间顺畅衔接。

简介：2017年《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出台,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在实践中存在着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三部门职权分工＂无缝衔接＂不足、环境犯罪证据证明力薄弱、检察院法律监督刚性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建立＂三诉合一＂诉讼机制和＂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加强三部门职权分工的衔接密度,完善两法中证据种类和证据规则的衔接,建立网上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缩小环境违法犯罪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强化检察院＂两法衔接＂上的法律监督职能,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顺畅衔接扫清障碍。

简介：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目标要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领域中得到具体的贯彻和实现。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层面的实现,就是要在立法领域设置具体化的罪名、增加危险犯以及完善制裁方法;在司法领域设立联合调查机制、独立的审判部门,同时改进环境犯罪的认定方式;在执行领域明确执行主体以及加强执行监督。

简介：宁波海事法院刑事司法第一案的审理和宣判标志着中国海事法院的案件管辖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案的审理初步验证了管辖改革在充分发挥海事法院专业优势,保障关联海事案件得到统一、高效司法裁判,彰显司法权威,遏制海上犯罪方面的初衷。未来改革试点的推进需要在海事刑事案件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从刑事审判的人员和硬件保障以及公、检、法部门配套工作机制的建立三方面着手构建常态化机制。同时,本案的裁判也暴露出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在船员刑事责任特殊性考量上的缺失。包括船员刑事责任在内的涉海刑事立法缺陷宜通过在涉海法律中规定附属刑法的方式加以完善。

简介：司法证据效力是影响审判质量的关键因素。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在本质上源于证据的模糊性。从问题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证据效力认定权力过分集中在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机关是首要原因；而从既有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运行的现实状况来看，非法证据也并没有被有效排除。在通过司法程序本身来解决证据效力问题存在一定困难的前提下，势必需要建构存疑性听证制度，致力于解决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存疑性听证制度只是我国刑事司法证据认定制度体系的补充，性质上属于司法辅助程序。以存疑性听证来完善司法证据认定制度，要求构建司法证据听证前置程序，将具有程序性质的证据效力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相分离。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律制度在不断的完善，本文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若干问题进行阐述。

简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难以逾越的樊篱,就专利犯罪而言,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根据,也具有现实需要,专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向从严从厉转变。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条路径,前者主要包括专利刑法保护法益理论的调整、＂假冒专利＂和＂情节严重＂的妥当解释等方式,后者则包括完善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加强犯罪预防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专利犯罪,需要专利犯罪刑事政策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入手,考虑到当前刑法条文中只有假冒专利罪一罪的现实,刑事政策显性刑法化的思考应当予以重视。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从“重受贿轻行贿”逐步转向“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刑事处罚一直过于轻缓,行贿与受贿的定罪量刑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并重惩治”的刑事政策符合贿赂犯罪的对向关系特性;通过贿赂对向犯“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也能够获得合理性根据一对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并不意味着对两者实行“同等处罚”,应在贿赂对向犯的定罪与量刑不同层面采取对称或对应模式,从而体现行贿与受贿的“并重惩治”,实现贿赂犯罪整体的罪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