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简介：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正显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其背后无不体现出一种社会集体焦虑感。这主要体现为被害人身份情感认同,以＂危险驾驶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为例,前者是一种＂单纯的感情传感＂,后者则是一种＂参与某种情境的同感＂。但司法实践表明,这种主要为了释放被害人身份焦虑的立法,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在刑事立法政策上,仍应该恪守法益保护原则、刑法的最后保障原则和刑罚的有效性原则。

简介：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在指导刑事司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与惩罚犯罪方面作用尤甚。刑事司法实践在行使定罪权、量刑权、行刑权时要正确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期更好地实现刑法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基本功能。

简介：刑事司法中法律与政策的适用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遇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导致刑事司法中法律与政策适用问题更加凸显。这一问题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加强对这一领域的探索、研究和总结,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将有着积极现实的意义。

简介：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简介：申请结婚离婚须指纹认证，“月嫂”有了国家标准，房地产广告语不准含升学等承诺，搭乘飞机出行的旅客可得注意好自己的言行举止，小心别被拉人黑名单……从2月1日开始，一批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新规落地了。

简介：影响性刑事个案中民意促进司法个案公开主要表现为：推动了立案、终结了错误立案。民意对个案影响存在现实的必然性：司法程序本身不公开。个案公开与否取决于民意的关注,势必对司法的公开、公正有一定影响。推进司法公开、严把立案公平有助于为法治中国建设构建良好的司法秩序。

简介：近年以来,单位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将成立单位犯罪作为减轻自然人刑罚的理由甚至辩护理由,这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从英美法系较为成熟的法人犯罪理论来看,法人责任的根据主要有“原生责任说”与“次生责任说”两种模式。我国的单位犯罪理论正是基于“次生责任说”的固有观念,存在许多问题。应当采用“原生责任说”的认定模式,独立考察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因此,对于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无须严格区分,既成立单位犯罪又成立自然人犯罪的,自然人应适用更重的刑罚。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处罚相关自然人。在自然人与单位都可作为某一罪名主体的情形下,在定罪和量刑标准上单位犯罪应当与自然人犯罪一视同仁。

简介：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基层法院的刑事司法运作。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样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刑事司法场域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期考察近代以来基层刑事司法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对基层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历史梳理，为现代意义上刑事司法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

简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两法＂衔接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为推动这项工作提供了良好机遇。文章从案件移送、证据衔接、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使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能够从行政执法阶段顺利转入刑事司法程序。

简介：以刑事申诉检察业务为立足点,着力于司法瑕减的研究,结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的司法瑕减展开论述,从刑事申诉案件中司法瑕减的认定、产生原因、危害后果以及如何预防司法瑕疵的产生和司法瑕疵处理的补充完善意见入手,以期为刑事申诉案件中司法瑕减的科学认定提供理论支撑.

简介：近三十余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并非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而是多层级循序渐进的改良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经验—立法”的改革模式为刑事司法改革注入了正能量,刑事和解制度的成长即是这一改革模式的成功范例。试点改革作为回应型法的中国范式,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探求特定时空下的社会需求,以期为法律改良注入养分。诚然,试点方法不是完美的改革工具,立法部门需要对其加强程序性规范,良性发挥试点的试错机理,促进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良性互动,借此形塑本土化法治资源,为司法改革贡献智识力量。

简介：监督与制约是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权的两种约束机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监督机制在推动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权依法规范行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制约更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当前依法治国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从监督论走向制约论,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才是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权有效约束的必然选择。

简介：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对刑法的修改有着内在的要求。以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为标准审视刑法的修改可以发现,实然的刑法修改虽总体遵循了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但刑法功能泛化的体现依然存在。基于刑事立法主义的立场,我们对于立法之得不应吝于赞美,对立法之失也不应耽于批判。基于刑事司法主义的立场,面对刑法修改之不足,法教义学对其中的一部分确实无能为力,然而对有些不足则可以灵活运用法教义学的解释功能对并不完美的刑法规范尽量做出符合正义理念的解释,弥补刑法修改之遗憾,从而指导司法审判。

简介：近年来，岑溪市检察院紧紧围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依法对遭受刑事犯罪侵害后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且因此陷入困难的当事人或其近亲属开展司法救助，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简介：刑事政策是“治恶”的学问，是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将刑事政策应用于犯罪治理实践之后，对于刑事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价有赖于刑事政策评估体系之科学建构。刑事政策评估是评估机构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标准以科学检测和评价刑事政策本身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实际效果的活动。鉴于我国刑事政策评估机制长期缺位，且为数不多的刑事政策评估工作也主要表现为自我评估、内部评估与单项性指标评估。克服我国刑事政策评估的现实困境，推进刑事政策评估之科学化变革，应提倡以“第三方评估模式、公开评估模式与综合性指标评估模式”为基础来建构起我国的刑事政策评估体系。

简介：定罪量刑标准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身边人反腐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简介：在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司法鉴定的规范中,相关的法律规定较为抽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办案机关在鉴定的委托、鉴定送检材料的收集规范、鉴定意见质证采信等有关程序方面存在统一规范的操作标准,相关程序的规范管理机制缺失,鉴定办理程序的有效监督和鉴定意见审核运用缺乏明确规范等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简介：隐私保护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的出台，社会各界都开始高度重视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本文以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必要性和现状为研究视角，就侦查、起诉、审判、犯罪记录封存等司法活动中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提出一些思考和看法，期望能够以此加深对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理解，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发展。

简介：隐私保护是刑事司法活动中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的出台,社会各界都开始高度重视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本文以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必要性和现状为研究视角,就侦查、起诉、审判、犯罪记录封存等司法活动中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提出一些思考和看法,期望能够以此加深对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理解,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