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回避制度初显于西汉而成于东汉。西汉时,为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分封的诸王特别是同宗兄弟和后室同宗外戚篡权,在官吏的任用上原则规定:“王国人不得宿卫”,“王舅不宜备九卿”,已具有回避的意义。东汉时,防范和限制官吏利用亲朋关系循私枉法的亲属回避、职务回避和地区回避制度已初步形成。在亲属、职务回避方面规定;“后官之家,不得封候与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在地区回避方面,实行三年一大考的“考课”制度,以考课的成绩,决定官吏的升迁降调,重新安排职务,进行官吏交流,防止地方官吏在—地长期任职,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地方努力。但在具体运作上,东汉地方官员转动太快,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以致地方官任职不稳定,
简介:德国的法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受到法院行政部门在业务上的监督.但职务监督只能针对法官的外部行为,而不能干预审判行为本身,且行政上级只能采取警告的惩戒措施.法官有不当行为损害司法公正、从而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应视情况严重程度承担不同形式的法律责任,其中惩戒责任是法官违反审判职务行为需承担的主要后果,故对法官的责任追究一般称之为“法官惩戒”.对法官的惩戒机关包括主管部门(联邦和各州司法部)和法院(联邦和各州的职务法庭).职务法庭的诉讼程序适用行政法院法的规定.惩戒措施包括警告、罚款、降低薪金、降级、解除公务员关系、降低退休金和剥夺退休金.惩戒措施适用时效制度,且不得对同一行为重复惩戒.惩戒事由包括司法职务内的不当行为和司法职务外的不当行为.针对惩戒措施和裁判,当事法官可以提起复议、撤销之诉、上诉和再审等救济措施.
简介:"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司法的权力如果经过无知和盲从的非职业者之手,那么再神圣纯洁的法律也都会变质."[1]经过二十余年的司法改革,我国的法治状况已经有了的长足的发展.但历史和政治体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司法人员的低素质而导致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形象和权威,无法与繁荣发展的市场经济和诉讼的繁多复杂相适应.法律界于是开始把关注的视角从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层面的变革转向司法主体-法院及法官制度的变革.手握司法权柄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官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最终实现者,因此如何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法治要求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成为新世纪司法改革"公正和效率"主题中的焦点,而法官选任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起点和守护神.科学合理的法官选任制度的构建无疑将对整个司法改革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必然离不开外部政治体制配套改革和内部其他法官制度改革的支持.本文拟在探讨法官选任制度的意义及现代法治对法官素质要求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法官选任制度进行比较,进而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改革中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简介:众所周知,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在整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行政立法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对社会各项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一个不应否认的事实是行政立法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十分普遍,即立法主体通过立法权的运行而使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合法化。对此,立法公开制度和立法参与制度可以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但立法回避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行政立法中的回避制度是指与某一立法项目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起草、审查和评审,不得主导立法进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