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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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研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需要解决好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哪些侦查机关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哪些案件享有侦查权;三是如何处理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争议。三大法系主要国家一致明确了职务犯罪侦查的主导者为检察机关;将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列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案件范围,对原案采取与职务犯罪本案一并管辖的原则,并且扩展到与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官员职务犯罪有关的案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冲突一般都采取非诉讼的方式,不提供救济途径,且处理结果一般也直接影响审判管辖权归属。

简介：对浙江省出狱同期群的比较研究发现，再犯是亲犯罪积累，社会化功能紊乱，资本落差的结果。刑释人员再犯风险因素的获取应当以犯罪人生命历程为线索，分析其生活史中重要的人物、事件和关系对其犯罪生涯的影响。据此，研究者选取了51项相关因素，并量化后按同一标准确定为再犯预测因子，经过标准化数据转换之后，制订出了用于评估刑释人员再犯可能性的结构化量表：RRAI。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正>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党和国家一项战略决策。尽管我国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在不断加强,但还不够完善。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贪污、贿赂犯罪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需要制定新的刑事对策。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惩治贪污贿赂立法的比较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廉政立法的合理之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惩治贪污贿赂立法。鉴于此,本文试就基本上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海峡两岸有关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规范作一粗略比较。

简介：“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

简介：协商性司法是基于对抗性刑事司法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一种诉讼机制。控辩双方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其核心理念为理性协商。协商性司法有多种制度体现，在不同国家也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美国辩诉交易、德国自白协商及法国刑事和解制度，探究司法协商机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蕴含的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作出简要评析。

简介：就两岸“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相比，大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有关规定事实上扩展了“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可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之范围媲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被害人或其他法定关系人可走“告诉——公诉”（为主）和自诉（为辅）两种程序，大陆“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走“告诉——自诉”程序；由此决定两者“告诉乃论罪”的“告诉”合法要件及“告诉”的撤回、“告诉”的可分性原则等方面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两岸同根同源，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对大陆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枉法仲裁罪的设立是有利有弊、且基本上利大于弊的，但利弊之争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枉法仲裁罪的争议，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仲裁的性质上。运用仲裁性质的两分法，可发现仲裁责任属于仲裁的外部关系、应主要从司法性来考量。仲裁的外部关系及其司法性，决定了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其本身是合理的。运用比较法可发现，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并非是对尊重仲裁的国际惯例的违背，相反，这是在贯彻这一原则性的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需要所采取的合理的具体措施。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在短期内仅有较小的消极影响，而从长远来看，枉法仲裁罪的存在不会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简介：近几年来，辩诉交易程序在欧陆出现了“普适化”的趋势。1989年，意大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引入了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2003年6月，意大利立法者为进一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再次扩大了辨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研究表明，这一修改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卓有成效。2004年3月，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设立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所谓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意味着辩诉交易制度已经跨越了法系的界限，全面实施于欧洲大陆的各个主要国家。辩诉交易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整齐划一。事实恰恰相反。意大利和法国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设计上大不相同，也与辩诉交易“来源国”美国差异极大。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经验在欧陆的推行时面临着诸多阻碍，也产生诸多变异。

简介：就法律传统而言，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影响颇深，我国对之排异性小、吸收度强。围绕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适用处罚令及类似程序，借以消化了占比很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速裁程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镜鉴。本文重点研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处罚令制度在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案件处理方面的特点，对照出与我国速裁程序的差别。同时观察我国的速裁试点情况，厘清速裁程序之完善应更加强调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改进措施，如扩大适用案件范围、取消庭审改为书面审、实行一审终审、加大监禁刑的适用比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