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约诉讼资源。该制度与外国的辨诉交易制度存在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制度基础、内容、适用范围上都有质的区别。当前,这项制度存在证明标准不统一、从宽幅度不明确、值班律师职责模糊、被告人权利保护欠缺等问题。应当针对这些不足,逐一予以完善相关制度,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简介：认罪认罚自愿性是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与重点。自愿性是一种相对和复杂的自愿状态,使得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理论界定与实践认定非常困难。认罪认罚自愿性是明知要素和意志要素的统一,应区分＂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并明确其判断标准,审慎处理好其与真实性、从宽幅度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认罪认罚自愿性与实践对供述的刚性需求、强制型取供机制、司法体制存在深层次矛盾。为此,应当在实现权力主导型向权力制约兼权利保障型转变的基础上,通过保障知悉权、程序选择权、法律帮助权,建立权力制衡和审查机制,实现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中国式保障。

简介：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获得从宽后上诉谋取二次利益,以及"技术性上诉"问题,一些地方采取检察院抗诉和二审法院快速处理等方式予以应对,但是这些方法存在合法性和正当性不足的问题。为了将司法实践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予以规范化和制度化,应当在保留被告人上诉权的前提下,以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为依据对上诉和抗诉进行限制。如果法院判决的刑罚未超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且属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被告人提起上诉,则需要对上诉理由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准予上诉。同时对所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权力进行限制,如果法院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起诉书所提出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内判决且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就不能提起抗诉。最后,为了保障这一制度的顺利推行,还应当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完善具结书和判决书的签署和内容、规范量刑建议以及保障被告人反悔的权利等。

简介：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之价值尤为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以＂实验性立法模式＂开始实施。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法,以沿海基层检察院试点工作为基点,以效率价值为视点,总结试点运行中提升司法效率的成功经验,并针对适用案件类型不广、内外因动力不足等制约效率发挥之因素提出从实体规范方面制定《量刑指导规定》、从程序方面将认罪认罚分流阶段提前、推动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建立有限的上诉程序等有效路径。

简介：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传统的＂认罪＂案件处理机制有着不同的内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其弥补了依据对抗模式而形成的刑事诉讼构造以及以纯正公法理念构建的刑法理论在实现正义与效率方面的不足,具备理论正当性。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程序性意义在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程序运行的从宽、案件繁简分流以及非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构建。分别以认罪、认罚、案件繁简为节点构建多层级的案件分流体系,将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判程序层面的落实。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

简介：＂认罪＂、＂认罚＂与＂从宽＂是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概念,但并未随着相关制度试点的展开而获得足够重视。切入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对相关文本进行教义学分析可知：认罪的构造兼具＂理解＂与＂作出＂之要件,外化为＂心素＂与＂体素＂之要素,被告人在审判阶段作出并由法官裁断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认罪＂,有别于＂自然意义上的认罪＂。认罚是对可能判处之刑罚的认同,包含法定与酌定两种形式,前者是启动特定程序的必要条件,后者是被告人悔罪意愿的具体表现。但认罚不具有使被告人被从宽处罚或者阻却其上诉的绝对效力。从宽分为实体性从宽与程序性从宽两种模式。撤销案件、不起诉、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审前羁押期限等从宽形式均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从宽模式目前正处于开放发展的状态。法教义学研究结论表明,＂认罪＂、＂认罚＂与＂从宽＂蕴含着未被发现的丰富学理内涵。

简介：英国的认罪协商制度的全面扩张始于20世纪90年代。追溯相关判例法及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英国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不断强化认罪行为的制度性便利，认罪协商制度呈现出适用范围扩张、阶段提前、分流加强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扩张态势与案件事实、被指控人基本权利、被害人地位之间的关系亦日趋紧张，进而引发英国刑事诉讼法整体制度框架上的协调与整合。参考英国认罪协商之制度流变，并对比中国当前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典型的相关制度，形成基于被指控人认罪行为构建从宽处置规则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案件事实真相优先原则，被指控人基本权利最低限度保障原则，认罪行为与从宽处置之合比例原则，协商之负面外部性最小化原则。

简介：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部分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建立独立的认罪程序，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