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蒙古先民之服饰及其与周边民族服饰之关系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蒙古人——室韦人——达怛人(鞑靼人)。《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公元7-9世纪),蒙兀室韦还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这时期的蒙古部落主要活动在今大兴安岭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主要从事渔猎业和牲畜饲养业等,经济活动具有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受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居住方式为“巢居”、“穴居”等。其服饰也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以皮服为主。“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男女悉衣白鹿皮襦祷”,“食肉衣皮……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
简介:本文是作者继《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和《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之后又一篇从宏观上讨论元朝政治形态的作品。文章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其'家天下'政治形态,而这可能也是理解元朝政治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皇权(含汗权)独尊,臣僚奴化,宗亲分封,家臣执政。尽管中国历代王朝从广义上讲都是'家天下'政权,但蒙元王朝在这方面无疑属于比较突出和明显的一例,并且其内容带有一些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殊性。这些内容多少不等地对明朝政治产生了影响,与汉地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内既有的尊君、忠君倾向相结合,共同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来源。
简介:1255年、1258年和1281年,在中原佛僧的发难下,由蒙古最高统治者亲自主持了3次佛道辩论会,结果均以全真道的败北而告终。究其起因,学界多从佛道双方矛盾的角度分析,而将蒙古统治者单纯地视为仲裁者。我个人以为,该观点并未真正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幕,因为在政局尚未完全稳定的当时,佛道学说的真伪、寺观的归属权问题,很难促成如此高规格的活动。对佛道双方而言,事件和结局便可以说明对峙双方所追求的目标,但就蒙古高层统治者而言,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显然要远远超出议题的本身。从全真道屡屡失利的情况看,说明它不仅是佛教的对立面,同时也暗示了统治阶层对它的否定态度。因此,全真道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解全真道当
简介:遗民是一个时代与政权更替相伴而生的群体。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统治王朝,金元之际的金遗民处于两个北方民族政权交替之际,而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其他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性,北方民族政权治下的汉人士大夫和各北方民族士大夫逐渐统一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下,该时期的遗民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个性,不再束缚于“华夷之防”的藩篱之内,彻底打破以“种族”区别政权的界限,以更加务实的“有道则见”的观点看待异族王朝,金治下的各行政区域内遗民表现不尽相同,具有师承、父子等关系的人选择也迥然各异,此即为文章研究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对比前人对突出人物,如元好问、郝经、耶律楚材等人的研究,尝试得出新见解。
简介: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简介:明代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九《记高昌碑》一文中,载有陈诚于高昌获得的《大唐故伊西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宁塞郡王李公神道碑》。这是研究安史之乱后北庭与河西的极为重要的文献。根据碑文内容可知,李元忠出身河东,原为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的亚将。凉州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赴北庭徵兵,被伊西北庭留后周逸害于长泉驿。随后李元忠率领河西军将为杨志烈报仇,枭首周逸,也实现了河西势力对于伊西北庭的控制。自大历二年起,李元忠正式出任伊西北庭节度使,至其贞元元年去世,主政北庭十八年。其间,唐朝使者分别于大历二年、五年、八年及建中三年到达北庭。李元忠也实现了为唐朝坚守的目标。
简介:在蒙古文报刊史上,清末吉林省出刊的《蒙话报》(Mongγolüge-ünbodorol)因创刊早、出刊时间较长而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1986年,我在编著《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内蒙古图书馆印行,1987年)时曾为该刊写过约400字的提要。就目前所知,这大概是国内对该报的首次介绍。1999年12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报刊简史》(Mongγolsoninsedkül-ünteükentoimo,蒙文),内中关于《蒙话报》的篇幅达27页之多,而且利用了蒙古国学者德力克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该刊的了解。但同时,一些说法也使我产生了疑问。承特古斯朝克图先生热情帮助,
简介:“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简介:在印度诸多民间故事集中,《五卷书》(pancatantya)是最负盛名而且影响较大的童话寓言集。据有关学者统计,从公元6世纪至本世纪20年代它被译过15种印度语言、15种亚洲语言、两种非洲语言、22种欧洲语言,共有200余种变文①。《五卷书》有许多变异本和传本,并产生和形成于不同时代。梵语文学史上把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分为吠陀时期(公元前15世纪—前5世纪)、史诗时期(公元前4世纪—3、4世纪)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公元1世纪—12世纪)等三个时期。《五卷书》的产生和形成时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印度人把《五卷书》称为Nitisastra,在这里IIiti可以译为“道德”、“道理”、“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