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科学主体的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一些学者虽不公然主张取消科学的主体或主体性,却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将科学主体“束之高阁”起来。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那些宽泛地使用“实践”概念的理论和流派,它们试图通过寻求“实践”本体而将与主体或主体性相关的认识论问题转换为单纯的本体论问题,进而又将主体与实践活动降格为外部世界互动之网的一个物化片段、一个偶然事件,以便彻底消解与主体性相关的实体性、超越性、规范性和合理性等。其严重后果是使科学难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形象、沦落为一种“机会主义”的事业并失去了主体性的向度和合理性依据等。因此,在正确评价相关理论和流派语境价值的有限性的前提下,从其所依据的本体论出发,指出其症结所在,能够在“场-体”共在本体论基础上确立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并将科学主体放回其应有的位置。
简介:整体性范畴是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范畴之一。它要求人们将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视之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沦的高度确立整体性范畴和整体性思维。其核心是在真正弄清事物各具体方面在事物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性质、关系、地位、作用、趋势等基础上,认识并按照事物的整体规律去促进其改变和完善,以满足主体性发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的灵魂是全局性、辩证性、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性眼光,其关键是真实、具体、全面、过程性地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整体。人和社全及其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总体上看,东方哲学具有将社会视为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的传统,相反,西方哲学则更强调人的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整体性是深化“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
简介:现象保守主义是弱觉知内在主义理论,其通过显像概念来说明经验的辩护作用。伯格曼认为弱觉知内在主义理论因无法避免主体视角反驳,而使得弱觉知辩护成为偶然。要避免上述问题,就要诉诸强觉知要求,而这又导致无限后退问题,内在主义就陷入了两难困境。现象保守主义也无法逃脱陷入两难的处境。事实上,弱觉知内在主义之所以面临伯格曼所提的问题,是因为伯格曼错误地理解了弱觉知要求。弱觉知内在主义者理解的弱觉知应该是辩护性弱觉知,这一觉知含有"真之征兆",而"真之征兆"由布兰顿的实用主义真理论界定,其避免了辩护的偶然性,又没有诉诸强觉知。如果对显像概念进行实用主义化的解读,那么其可被视为辩护性弱觉知,现象保守主义就摆脱了主体视角反驳。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权力传承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是现象学应该研究的现象。《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通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传承模式的重要原因;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优势在于权力传承中相互共在的时间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显示民主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