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没有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样的制度应该由哪一个主体(机关)来主持进行?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还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其实连给这样的制度或程序下一个明确的称呼和准确的定义也是极为困难的。就“审判前程序”这一概念而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专指法庭对案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长期以来，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各解释方法均是平行而论且择一采用的，但是以何解释方法之结论为司法之准据让人费解，此问题也难免导致刑事司法的任意。究其原因，刑法学界迄今并未构建起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该方法论体系之建构无疑会有助于限制刑法解释结论的任意性。以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目的论解释为主干，并以目的论解释为核心开展前述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首先，目的论解释方法是为实现刑法之目的，因此该解释方法应位于各解释方法之首，但是何为刑法的目的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其次，对目的论解释实有予以限定之必要，这有赖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运用。最后，刑法解释方法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

简介：被告人品格证据是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也是审理性侵犯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被告人品格证据本身、法官认定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心证以及被告人品格与性侵犯案件事实的相关度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因此，有必要从模糊视角审视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构建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程序，以期为性侵犯案件取证难问题找到一条出路。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故意杀人罪是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罪、多发罪。本文故意杀人罪总样本数为493，犯罪人493人，平均每案例造成1．1人死亡，平均宣告刑量为23．75年。在493例样本中，有120例样本属于“基本故意杀人罪”，平均刑量为27．08年。在总样本中，杀死人偿命者仅占49％；杀死两人或以上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则高达85．2％。累犯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高达81．6％；犯罪后自首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22．6％；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10％。

简介：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和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影响很大。服制是刑事法中定罪量刑的前提和重要标准，服制案件的处理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远近出发，以“亲亲”和“尊尊”为基本原则。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尊犯卑，处罚很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以卑犯尊则处罚很重。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封建法律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的主要特征和儒家化、伦理化色彩。

简介：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屈从于地方权力的要求，司法实践一直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冲动，加之法官素质的区域差异，还未形成理念一致的法律共同体，会加剧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割据状态，有违公平正义。所以，希翼通过法官解释限制非法经营罪的路径不可取。以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为例，深度解读历年相关司法解释，总结并尊重司法解释在长期演进历程中形成的审慎传统，不允许法官解释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统一交由司法解释做出解释，有利于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

简介：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卖淫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简介：就法律传统而言，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影响颇深，我国对之排异性小、吸收度强。围绕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适用处罚令及类似程序，借以消化了占比很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速裁程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镜鉴。本文重点研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处罚令制度在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案件处理方面的特点，对照出与我国速裁程序的差别。同时观察我国的速裁试点情况，厘清速裁程序之完善应更加强调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改进措施，如扩大适用案件范围、取消庭审改为书面审、实行一审终审、加大监禁刑的适用比例等。

简介：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简介：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得到法律界的广泛认可，但“赔钱减刑”的错觉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重庆市武隆县检察院公诉环节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实践为突破困境提供了素材，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明确结案方式、完善立法依据、建立跟踪监督机制等刑事和解对策的有益探索。

简介：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2008年6月1日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该法取消了劳动教养戒毒，将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这对于我国延续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一次巨大冲击，也是《禁毒法》中一项重大立法突破。从目前广西强制隔离戒毒现状看，尚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凸显强制隔离戒毒跟进检察监督机制的必要性，进而探索强化检察监督的现实途径。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量刑建议是国家公诉权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求刑权的外在表现,是诉讼原理的基本要求,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促进法官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有利于明确控辩焦点,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有利于增强检察官的责任心,提高公诉质量。总结基层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实践和经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有序的量刑建议程序,构建量刑建议说理制度,是量刑建议试点工作的最终归宿。

简介：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刑事抗诉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以来，刑事抗诉普遍存在抗诉数量不多、力度不大、效果不佳的现象。通过对抗诉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表现为：抗诉的理由阐述不充分、案件分歧的焦点抓不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没有形成合力以及审判机关内部的请示制度的影响，等等。提高抗诉质量，增强抗诉效果，应当强化监督意识，完善刑事立法，准确界定抗诉理由以及普遍适用量刑建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