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观察高度近视LASIK术后应用噻吗洛尔滴眼液的时间长短对屈光回退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病例研究。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双眼接受LASIK手术的高度近视32例(64只眼)，随机分为临床试验组32例(32只眼)和对照组32例(32只眼)，术后每组患者双眼中任选1只眼观察。两组术后常规抗生素滴眼液联合噻吗洛尔滴眼液滴眼，试验组应用噻吗洛尔连滴3个月，对照组应用噻吗洛尔连滴1个月。术后随访6个月。结果术后1周、1个月两组裸眼视力、眼压、屈光状态的等效球镜度(SE)及角膜前移量差值(Diff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及6个月试验组的裸眼视力优于对照组(t＝7.030，3.250，P＝0.000，0.010)，屈光状态(SE)和Diff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高度近视LASIK术后应用噻吗洛尔滴眼液时间较长(3个月)者能够较好地预防术后的屈光回退。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婴儿期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患儿眼轴长度、角膜屈光力、屈光度数变化情况及其发展规律。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103例因先天性白内障婴儿期接受白内障摘除手术患儿的病历资料，男性61例，女性42例，行手术时月龄为（3.95±1.94）个月。双眼白内障患儿均双眼接受白内障摘除手术，选取左眼进行分析。入选患儿至少随访1年，患儿按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月龄分为<4月龄组和4~12月龄组，比较患儿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及手术后1年的眼轴长度、角膜屈光力、检影验光的等效球镜度数以及变化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简单线性回归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双眼白内障患儿71例，<4月龄组33例，4~12月龄组38例；单眼白内障患儿32例，<4月龄组17例，4~12月龄组15例。<4月龄组双眼患儿术后1年眼轴长度变化量为（2.46±1.33）mm，大于4~12月龄组的（1.52±1.00）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1；P<0.01）。相同手术月龄分组中，双眼患儿患眼、单眼患儿患眼及对侧眼，三者间术后1年眼轴长度变化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年，双眼患儿患眼、单眼患儿患眼及对侧眼眼轴长度均与实际月龄的对数高度正相关（r=0.68，0.52，0.73；均P<0.01）。角膜屈光力随年龄增大总体呈减少趋势，<4月龄组双眼患儿术后1年角膜屈光力变化量为（1.43±2.87）D，大于4~12月龄组的（0.68±2.10）D，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月龄组双眼患儿术后1年屈光度数变化量为（2.02±2.60）D，大于4~12月龄组的（0.69±1.89）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5；P<0.05）。单眼患儿患眼4~12月龄组术后1年屈光度数变化量为（2.05±0.95）D，大于双眼患儿4~12月龄组的（0.69±1.89）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9；P<0.05）。术后1年，双眼及单眼患儿患眼屈光度数均与实际月龄成高度负相关（r=-0.51，-0.54；均P<0.01）。结论婴儿期白内障摘除手术后1年，患儿眼轴长度增长，角膜屈光力降低，屈光度数降低，且患儿手术年龄越小，眼轴长度、角膜屈光力、近视漂移变化量越大。（中华眼科杂志，2021，57：34-40）

简介：摘要目的：应用Pentacam测量角膜中央3 mm前表面曲率（Ra）、后表面曲率（Rp）及中央角膜厚度（CCT），根据测量结果，探讨角膜屈光力及角膜屈光指数的计算方法。方法：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7年2─10月在湘潭市中心医院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接受角膜屈光手术或白内障手术术前检查的患者419例（419眼）。术前采用Pentacam对眼前节进行检查，采集角膜中央3 mm Ra、RP及CCT的相关数据，计算Ra与Rp比值（AP ratio）、角膜前表面屈光力（Ka）以及后表面屈光力（Kp），按照厚透镜高斯光学公式计算角膜总屈光力（KGOF）及角膜屈光指数（Ncal）。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各种K值之间的差异。结果：Pentacam测量所得Ra、Rp、Rsimk、CCT、SimK分别为（7.73±0.27）mm、（6.34±0.24）mm、（7.73±0.27）mm、（537±33）μm、（43.65±1.52）D。AP ratio为1.220±0.026，角膜屈光指数Ncal为1.328±0.001。结论：利用Pentacam测量角膜参数计算所得角膜屈光指数可以提高角膜总屈光力及角膜后表面屈光力预算的准确性。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基于全角膜屈光力（TCRP）的人工晶状体（IOL）屈光力计算公式计算异常角膜后前曲率半径比（B/F）值的白内障患者IOL屈光力的精确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连续选取角膜异常B/F值的白内障患者51例（51眼）。高B/F值组：B/F值≥85%，24例（24眼），B/F值为（86.2±0.5）%；低B/F值组：B/F值≤78%，27例（27眼），B/F值为（76.6±0.6）%。使用TCRP Method计算，角膜屈光力采用Pentacam测量的以瞳孔为中心，中央3 mm范围的区域性的TCRP，采用IOLMaster 500测量眼轴长度和前房深度。术后3个月行裸眼视力（UCVA，logMAR）、电脑验光检查。所有患者、高B/F值组、低B/F值组这3组，组内TCRP Method、Higis、Hoffer Q、SRK/T、HolladyⅠ公式的绝对预测误差（APE）总体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Friedman检验法。各组中TCRP Method的APE分别与Haigis、Hoffer-Q、SRK-T、Holladay-Ⅰ进行两两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结果：术后3个月UCVA：高B/F值组为0.19±0.09，低B/F值组为0.19±0.08，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87，P=0.435）。术后3个月采用TCRP Method计算的平均绝对误差（MAE）：高B/F值组为（0.38±0.16）D，低B/F值组为（0.42±0.19）D。所有术眼术后3个月按照TCRP Method、Higis、Hoffer Q、SRK/T、HolladyⅠ公式计算的MAE分别为（0.40±0.17）D、（0.64±0.25）D、（0.73±0.27）D、（0.98±0.32）D、（0.84±0.25）D，5种公式的APE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47，P=0.023）。进一步将TCRP Method的APE与Haigis、Hoffer Q、SRK/T、HolladayⅠ公式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97、3.53、4.01、3.75，均P<0.05）。高B/F值组和低B/F值组：5种公式的APE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2.35、13.21，均P<0.05）。结论：对于角膜异常B/F值的白内障患者，使用常规公式计算IOL屈光力的精确性较差，使用基于TCRP的IOL屈光力计算公式精确性高，术后视力佳。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屈光状态偏差的原因，为Nomogram值的个性化设定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接受SMILE且术后随访时间为3个月的近视患者200例（400眼）。收集患者年龄、术前等效球镜度（SE）、术前平均角膜曲率（Km）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SE等数据。根据术前SE分为低度近视组（≥-3.00 D）、中度近视组（>-6.00～<-3.00 D）、高度近视组（≤-6.00 D）；根据术前Km分为低曲率组（≤42 D）、中曲率组（>42～<45 D）、高曲率组（≥45 D）。手术前后SE比较采用Kruskal Wallis H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同一患者不同眼别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或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主视眼不同时间段各SE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术后1周SE与Km、Nomogram值、术前SE呈负相关（r=-0.115，P=0.029；r=-0.174，P=0.014；r=-0.170，P=0.016）；术后1个月SE与Nomogram值、年龄、术前SE呈负相关（r=-0.225，P=0.002；r=-0.148，P=0.046；r=-0.203，P=0.006），术后3个月SE与Nomogram值（r=-0.338，P=0.002）、术前SE（r=-0.336，P=0.002）呈负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示Km（B=-0.033，P=0.047）、术前SE（B=-0.037，P=0.017）是术后1周SE的影响因素；年龄（B=-0.013，P=0.022）、Nomogram值（B=-0.564，P=0.001）是术后1个月SE的影响因素；术前SE是术后3个月SE的影响因素（B=-0.070，P=0.001）。低、中、高度近视组间术后1周（H=6.007，P=0.05）、术后1个月（H=6.236，P=0.044）、术后3个月（H=6.051，P=0.004）的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左右眼别间术后1周（Z=-3.327，P=0.001）、术后1个月（Z=-3.130，P=0.002）的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个月S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年龄越大及高度近视患者术后屈光状态越趋向于近视，呈欠矫现象；年龄越小及低度近视患者术后屈光状态越趋向于远视，呈过矫现象。年龄、术前SE是术后屈光状态的影响因素，在手术设计时应根据影响因素个体化设定Nomogram值以达最大手术疗效。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单眼角膜屈光手术后对侧眼视力及屈光状态变化。方法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收集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2018年1月至12月进行单眼角膜屈光手术60例(60眼)的临床资料。随机分为两组：A组，33眼，为双眼等效球镜度－2.50 D及以上的近视性屈光参差者；B组，27眼，为双眼等效球镜度－2.50 D以下的屈光参差者，均进行单眼角膜屈光手术，手术方式为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及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结果术后两组术眼裸眼视力均有升高，非术眼中共有49眼(81.67%)裸眼视力低于术前。A组非术眼视力下降幅度较B组明显。视力变化的患者中日常不戴镜或偶尔戴镜者35眼(71.43%)。两组术眼平均等效球镜度数术后均降低(P<0.05)。而非术眼的等效球镜度数术后均升高(P<0.05)。结论单眼角膜屈光手术矫正近视性屈光参差术后，对侧眼裸眼视力有不同程度下降，屈光度升高，且术前屈光参差程度越大，视力下降及屈光度变化趋势越明显。

简介：摘要近年来，既往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史的白内障患者逐年增加。由于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改变了角膜形态，使得传统的人工晶状体(intraocular lens, IOL)计算公式出现较大的术后屈光误差。误差来源包括角膜前表面曲率半径测量、角膜屈光力计算、眼轴长度测量、有效人工晶状体位置计算等。不需要屈光手术术前数据的IOL度数计算公式，如Hoffer Q公式、Barrett True－K公式、Shammas－PL公式可应用于激光角膜屈光术后患者的IOL计算。基于光线追踪原理或人工智能的新一代IOL公式，如Olsen公式、EVO公式、Hill－RBF公式、Kane公式等在常规白内障手术患者IOL度数计算中的准确性和预测性已被证实，但在激光角膜屈光术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国际眼科纵览，2022, 46：460－464)

简介：摘要随着角膜屈光手术的盛行，术后的并发症也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干眼是最常见的并发症，且部分患者存在慢性眼痛，严重影响患者术后满意度。近年来研究发现泪液功能单位障碍在角膜屈光术后干眼的发病机制中起核心作用。同时，研究者逐渐关注角膜神经痛与角膜屈光术后眼痛的关系，试图从此角度理解角膜屈光术后眼痛的病理机制。(国际眼科纵览，2022, 46：454－459)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基于新型扫频光源生物测量仪测量的全角膜屈光力（TK）和传统角膜屈光力（K）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的准确性。方法：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收集2021年5—11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因双眼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衍射型三焦点IOL植入术的患者29例（58眼）。使用IOLMaster 700扫频光学生物测量仪进行术前眼轴长度、前房深度、中央角膜厚度、晶状体厚度、前后表面角膜屈光力、TK、白到白角膜直径的测量。分别使用K和TK按照目前常用IOL度数计算公式（SRK/T、Haigis、Holladay2及Barrett Universal Ⅱ）及额外新增加的Barrett TK Universal Ⅱ公式计算IOL度数及预测屈光度数。术后1、3个月进行最佳矫正远视力检查及主觉验光。计算绝对预测误差、绝对预测误差均值、绝对预测误差中位数（MedAE）及各个公式预测误差值在±0.25、±0.50、±0.75、±1.00 D内所占的百分比。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和McNemar's卡方检验进行数据分析。结果：TK值和K值的差异平均值（TK-K）为0.007 D，二者之间的组内相关系数为0.996（P<0.001），提示二者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在Haigis和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使用TK值计算的MedAE略小于K值计算的MedAE；在SRK/T和Holladay2公式，使用K值计算的MedAE略小于TK值计算的MedAE。Barrett TK Universal Ⅱ比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预测误差值在±0.25、±0.50 D内所占的百分比略高，而SRK/T、Haigis及Holladay2公式K值计算比TK值计算预测误差值在±0.25、±0.50 D内所占的百分比略高，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基于新型扫频光源生物测量仪测量的TK值在不同IOL度数计算公式中的IOL度数计算的准确性与K值一致，利用TK值在Barrett TK Universal Ⅱ公式的计算准确性更高。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特发性黄斑裂孔（IMH）患眼玻璃体切割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IOL植入手术（联合手术）后屈光状态的变化。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行联合手术的IMH患者51例56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7例，女性34例；平均年龄（66.79±4.33）岁。所有患眼均行BCVA、检影验光以及眼轴长度（AL）测量。根据SRK-T公式计算IOL度数，预测屈光度（预测值）。患眼平均BCVA为0.20±0.13；平均前房深度为（2.89±0.28）mm；平均△角膜散光度（0.73±0.43）D；平均AL为（22.92±0.70）mm；平均屈光度预测值为（0.10±0.66）D。所有患眼均行标准经睫状体平坦部三通道25G联合手术。手术后6个月，采用与手术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测量手术后屈光度实际值（实际值）。预测值与实际值差异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手术后6个月，患眼平均屈光度实际值为（-0.19±0.64）D；与手术前屈光度预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65，P=0.102 ）；实际值与预测值差值为（-0.33± 0.81 ）D。结论IMH患眼联合手术后屈光状态发生近视漂移；手术前IOL度数预算时可适当预留＋0.3 D左右远视。

简介：摘要伴年龄相关性调节不足的屈光不正人群，在接受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后摘掉矫正屈光不正眼镜的同时，需要避免因出现老视症状而过早配戴“老花镜”。因此，该人群在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围手术期需要进行更为严格的术前筛查，采用更为合理的个性化手术方案和术后护理模式，方能获得满意的手术疗效。为此，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学组联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相关专家，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修改，形成本共识意见，旨在为临床规范开展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矫正伴年龄相关性调节不足人群的屈光不正提供指导和参考。（中华眼科杂志，2021，57：651-657）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3～12岁儿童屈光参数发育特点，分析其与屈光不正的相关性。方法：横断面研究。共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3～12岁儿童600例（1 200眼），通过睫状肌麻痹检影验光及光学生物测量仪（IOLMaster）获得等效球镜度（SE）、眼轴长度、角膜屈光力、前房深度，并计算晶状体屈光力。按年龄分成3组，分别为3～6岁组，7～9岁组和10～12岁组。按SE分成5组，分别为远视组、正视组、轻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线性回归分析年龄、屈光力与各屈光参数的关系。结果：3～6岁组，7～9岁组和10～12岁组SE（F=131.5，P<0.001）及晶状体屈光力（F=276.4，P<0.001）随年龄增长逐渐变小，眼轴长度（F=235.02，P<0.001）、前房深度（F=228.7，P<0.001）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大，角膜曲率（F=0.01，P=0.66）变化稳定。3组SE与眼轴长度呈负相关（r=-0.80、-0.85、-0.81，均P<0.001），与晶状体屈光力呈正相关（r=0.98、0.92、0.91，均P<0.001）。轻度近视组，眼轴长度及晶状体屈光力与SE存在相关性（r=-0.545、0.601，P<0.001）；高度近视组眼轴长度及晶状体屈光力与SE存在相关性（r=-0.675、0.784，P<0.001）。矫正年龄和性别后，眼轴长度解释了SE 73.6%的变异，晶状体屈光力可解释SE 86.5%的变异。结论：眼轴长度与晶状体屈光力是影响屈光发育和近视发展的主要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配戴多焦软性角膜接触镜引起的周边屈光度及周边角膜屈光力的变化，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自身对照研究。于2020年10月1─15日在温州医科大学收集成年近视受检者18例，在配戴单焦软性角膜接触镜（简称单焦软镜）和多焦软性角膜接触镜（简称多焦软镜）状态下分别采用红外自动验光仪和角膜地形图测量周边屈光度及周边角膜屈光力。周边屈光度的测量范围为鼻颞侧30°（5°间隔）。周边屈光度与中心屈光度的差值为相对周边屈光度（RPR）。通过拟合获得鼻颞侧相对周边屈光度曲线，曲线下面积即视网膜相对周边屈光面积（ARPR）。根据高斯光学系统，计算各注视方位相应的角膜坐标，获取各位点的全角膜屈光力，并计算角膜相对周边屈光力（CRPR）和角膜ARPR。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各状态RPR和CRPR，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视网膜ARPR与角膜ARPR的关系。结果：配戴单焦软镜时鼻侧（5°至25°）及颞侧（5°至20°）的RPR呈远视状态，配戴多焦软镜使各点RPR发生近视性漂移（均P<0.001），除鼻侧5°、颞侧30°外。配戴多焦软镜时，鼻侧（25°~30°）及颞侧（10°~30°）CRPR与配戴单焦软镜时相比呈现出更大的正屈光力（均P<0.001）。配戴多焦软镜时，视网膜ARPR与相应的角膜ARPR呈正相关（r=0.54，P=0.031）。结论：多焦软镜使角膜周边的相对正屈光力增加，从而增加了视网膜的周边近视性离焦量。临床上，配戴多焦软镜引起的角膜屈光力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视网膜离焦的变化。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ACG）患者行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后3个月的屈光状态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择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中心行小梁切除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简称青白联合术）的PACG合并白内障患者51例（51眼）。术前用药后眼压≤21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作为正常眼压组（24例），>21 mmHg作为高眼压组（27例）。所有患者术前使用AL-scan测量前房深度（ACD）、眼轴长度（AL）、角膜曲率，并通过该仪器内置的SRK-T公式预测术后屈光度。随访至术后3个月行综合验光。根据术后屈光误差（RE）将患者分为近视误差组（RE<-0.5 D）、远视误差组（RE>0.5 D）、无屈光误差组（-0.5 D≤RE≤0.5 D）。正常眼压组与高眼压组患者术后屈光误差分布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近视误差组与远视误差组患者术前生物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手术前后生物参数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正常眼压组患者术后近视误差4例（17%），远视误差3例（12%），无屈光误差17例（71%）；高眼压组患者近视误差7例（26%），远视误差16例（59%），无屈光误差4例（15%）。高眼压组患者术后AL缩短程度大于正常眼压组患者，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08，P<0.001）。远视误差组患者术前ACD浅于近视误差组患者，术前AL短于近视误差组患者，组间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t=3.226，P=0.03；t=4.993，P<0.001）；近视误差组与远视误差组间的角膜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43，P=0.263）。术后RE与术前ACD、AL均呈负相关（r=-0.32，P=0.023；r=-0.52，P<0.001），与术前角膜曲率无相关性（r=0.15，P=0.101）。结论：相对于术前眼压正常的PACG患者，术前高眼压患者青白联合术后屈光误差发生的比例更高，且大多是远视屈光误差。另外，PACG患者青白联合术后总体上存在术前ACD越浅，AL越短，术后屈光状态越倾向于远视的趋势。

简介：摘要目的：明确配戴角膜塑形镜（OK镜）后对单眼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对侧眼近视进展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7年至2020年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因单眼近视初次验配OK镜或单光框架眼镜的屈光参差[双眼等效球镜度（SE）差值≥1.00 D]儿童，年龄8~13岁，近视眼的SE为-4.00~-0.75 D，随访时间为1年。根据屈光状态和矫正方式分为：OK镜组50例，其中配戴OK镜眼为OK-近视眼组，未配戴OK镜的非近视眼为OK-非近视眼组；单光框架眼镜组（SP组）54例，其中近视眼为SP-近视眼组，非近视眼为SP-非近视眼组。分析戴镜前及戴镜1年后的双眼眼轴长度、双眼眼轴差值及角膜曲率平坦轴（Kf）等参数的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①眼轴变化：戴镜1年后，OK-近视眼组与OK-非近视眼组的眼轴分别增长了（0.13±0.19）mm、（0.43±0.25）mm，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0，P<0.001）；SP-近视眼组与SP-非近视眼组的眼轴分别增长了（0.33±0.19）mm、（0.27±0.22）mm，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K-近视眼组眼轴增长明显慢于SP-近视眼组(β=-0.11，P=0.006)，OK-非近视眼组眼轴增长明显快于SP-非近视眼组(β=0.16，P=0.001)。OK-非近视眼组眼轴增长量（）与年龄（X）呈负相关：=-0.104X+1.564（R2=0.27，P<0.001）。②双眼眼轴差值变化：OK镜组双眼眼轴差值由基线时的（1.06±0.41）mm减少至（0.77±0.4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5，P<0.001）。SP组双眼眼轴差值由基线时的（0.81±0.34）mm变为（0.87±0.35）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角膜曲率：OK-近视眼组基线平坦子午线上的Kf （42.42±1.30）D被压平坦至（40.73±1.33）D，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76，P<0.001），OK-非近视眼组基线Kf（42.31±1.30）D变平坦至（42.18±1.27）D，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8，P=0.003）。而SP-近视眼组、SP-非近视眼组的基线Kf与戴镜1年后的Kf相比均无明显变化。结论：配戴OK镜能有效控制单眼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近视眼眼轴增长，但对于年龄较小患者可能反而会加速对侧非近视眼的近视进展，且年龄越小，近视进展速度越快。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飞秒激光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及角膜基质透镜自体移植术矫正远视及屈光参差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989医院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成人混合性屈光参差12例的临床资料，患者一眼近视，对侧眼为远视，双眼屈光度恰相匹配，近视的一眼采用SMILE手术，取出的角膜基质透镜备用，远视的一眼参照SMILE的术式，但将备用的角膜基质透镜植入角膜瓣下。术后进行随访观察。结果全部手术均顺利完成。植入的透镜居中、透明，术中及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术后视远及视近能力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角膜曲率明显增加，角膜厚度明显增厚，视疲劳症状明显减轻，患者满意率为83.3%(10/12)。结论飞秒激光SMILE及对侧眼自体移植术矫正远视及屈光参差早期效果良好，但仍需大样本深入研究，而且远期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简介：摘要目的：应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仪测量我国学龄期儿童角膜形态，通过正切曲率半径计算各区域角膜前表面Q值，分析不同屈光状态下各区域角膜前表面Q值的特点。方法：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学龄期儿童192例，以右眼作为研究对象，按右眼等效球镜度（SE）分成中度近视组、低度近视组、正视组、低度远视组、中度远视组这5组。应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仪测量其角膜形态，通过正切曲率半径计算鼻侧（315°-45°）、上方（45°-135°）、颞侧（135°-225°）、下方（225°-315°）这4个区域角膜前表面Q值。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各区域角膜Q值差异和各区域角膜Q值在不同屈光组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SE和角膜Q值的相关性。结果：鼻、上、颞、下4个区域角膜前表面Q值分别为-0.50±0.13、-0.62±0.15、-0.31±0.10、-0.42±0.18，4个区域角膜Q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5.19，P<0.001），颞、下、鼻、上4个区域角膜前表面变平坦趋势依次增快。不同屈光组间仅鼻侧、下方角膜前表面Q值存在差异（F=6.00，P<0.001；F=2.95，P=0.022）。随着SE的增加，鼻侧、下方角膜Q值变小，呈负相关（r=-0.38，P<0.001；r=-0.16，P=0.031）。不同屈光组在上方和颞侧2个区域角膜前表面Q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屈光组的鼻颞侧Q值差值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F=10.40，P<0.001），且随SE的增加，鼻颞侧Q值差异增大，二者有相关性（r=-0.42，P<0.001）。结论：学龄期儿童各区域的角膜前表面Q值存在差异，不同屈光状态的鼻侧及下方角膜Q值、鼻颞侧差值均存在差异，且均与SE存在相关性，提示不同屈光度的儿童矫正屈光不正时需考虑各区域角膜Q值，以提高成像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青少年近视性屈光参差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自身对照研究。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从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之间开始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32例，年龄8～16（11.2±2.2）岁，随访时间2年。双眼等效球镜度（SE）差值≥1.00 D，滴用睫状肌麻痹剂后的SE范围为-0.75～-6.00 D。分为高屈光度眼组（两眼中屈光度较高眼）和低屈光度眼组（两眼中屈光度较低眼），均配戴角膜塑形镜。观察双眼戴镜前以及戴镜后半年、1年、1.5年，2年的眼轴变化。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双眼眼轴差值由戴镜前的（0.46±0.24）mm下降到戴镜2年后的（0.33±0.28）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38，P<0.001），高屈光度眼组戴镜2年后眼轴变化量[（0.38±0.21）mm]小于低屈光度眼组眼轴变化量[（0.51±0.2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2，P<0.001）。结论：青少年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可以减小近视性屈光参差双眼之间的眼轴差值，减少屈光参差量，可以更有效减缓近视屈光度较高眼的眼轴增长，配戴角膜塑形镜是改善屈光参差的一种有效方式。

简介：摘要屈光不正性视力损害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目标人群的视力健康档案、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是儿童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均缺乏相关的筛查标准，我国在相关筛查工作中存在开展筛查工作的主体资质和管理混乱、筛查指标欠合理及其界值不统一、筛查质量控制不佳、操作方法不规范和结果反馈不科学等问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推动和支持下，推荐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 663-2019《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于2020年1月11日正式发布并定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为我国规范性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工作提供技术标准和指导意见。依据《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积极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和防控是现阶段我国各级医疗和教育机构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配戴角膜塑形镜对儿童近视性屈光参差临床防治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验配角膜塑形镜并夜戴1年以上，且能够按时随访的226名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数据，年龄（10.83±1.56）岁，男95名，女131名。根据戴镜情况及基线屈光参差分为：双眼戴镜低度屈光参差组（A1组，111名，双眼戴镜，1.0 D≤双眼SE差值<2.5 D），年龄（10.68±1.66）岁，男50名，女61名；双眼戴镜中高度屈光参差组（A2组，33名，双眼戴镜，双眼SE差值≥ 2.5 D），年龄（11.24±1.38）岁，男10名，女23名；单眼戴镜低度屈光参差组（B1组，38名，单眼戴镜，1.0 D≤双眼SE差值<2.5 D），年龄（10.79±1.51）岁，男17名，女21名；单眼戴镜中高度屈光参差组（B2组，44名，单眼戴镜，双眼SE差值≥ 2.5 D），年龄（10.97±1.60）岁，男18名，女26名。采用配对t检验、秩和检验、线性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观察戴镜1年后双眼眼轴长度、双眼眼轴差值等参数的变化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眼轴变化：戴镜1年后，各组双眼眼轴长度均增加。A1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眼轴分别增长（0.20±0.21）mm及（0.24±0.22）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08，P=0.002）；A2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眼轴分别增长（0.04±0.11）mm及（0.17±0.1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45，P<0.001）。B1组高度数眼和低度数眼眼轴增长量分别为（0.14±0.21）mm和（0.39±0.23）mm，B2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眼轴分别增长（0.11±0.14）mm和（0.54±0.24）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533，-11.643；P均<0.001）。A1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1年眼轴增长量均与年龄呈线性相关（校正R2=0.208，0.237），A2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1年眼轴增长量均与年龄呈线性相关（校正R2=0.169，0.360）。B1组高度数眼及低度数眼1年眼轴变化量与年龄及基线屈光度不存在线性相关（F=0.514，1.205；P=0.602，0.312），B2组眼轴变化量与年龄及基线屈光度不存在线性相关（F=0.841，0.056；P=0.439，0.946）。（2）双眼眼轴差值变化：戴镜1年后，A1、A2、B1、B2各组双眼眼轴差值变化量分别为（-0.04±0.14）mm、（-0.13±0.13）mm、（-0.26±0.24）mm及（-0.43±0.25）mm。双眼戴镜组及单眼戴镜组中高度屈光参差者较低度屈光参差者眼轴差值变化量更大（t=-3.211，-3.180；P=0.002，0.002）。A1、A2及B2组双眼眼轴差值减少量与基线屈光参差量均呈线性相关（校正R2=0.099，0.149，0.230）。B1组双眼眼轴差值减少量与基线屈光参差量不存在线性关系（F=0.014，P=0.908）。结论配戴塑形镜能有效延缓近视性屈光参差少年儿童眼轴增长并缩小屈光参差。双眼戴镜者年龄较高者近视控制效果较好。基线屈光参差较大者，屈光参差治疗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