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道德智慧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智慧。它以反思人类道德生活经验的多元性、零散性、碎片性、杂乱性和不合理性为起点,以引领人类从道德-伦理的关系框架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的本质为至高点,以批判性地反观和评判人类道德生活能力和道德生活状况为终点,从而体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融合和统一。人类应该多仰望形而上世界中的客观伦理,洞察客观伦理对主观道德的支配作用,追求合乎伦理的道德生活,以展现其人之为人的道德智慧。

简介：择偶在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体偏好并参照一定的标准来选择自己认为是具有＂优良品质＂的伴侣,而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则是挑选＂高品质＂配偶的有力工具。本文从Haidt的道德五基准理论出发,探讨道德规范与人类择偶标准间的联系,系统地阐述了道德的五个基准：伤害/关爱、互惠/公平、内群体、等级/权威和贞洁/圣洁准则对于个体择偶标准及心理的影响。未来研究应重视文化差异性、道德理论本土化等问题,并考察生理、心理和社会多方面因素对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简介：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道德治理承担着“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发挥着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新加坡在道德治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公共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治理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我国整治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参考。

简介：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区分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从而确定了人类理性认识的界限,同时开启了人类理性的道德可能性。康德对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同样没有离开批判哲学所制定的思维方向和道路,因此,对康德政治哲学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唯有将其置于康德批判哲学所开创的总体视野内才是可能的。

简介：一道德生活中的＂运气＂每一个具有生活阅历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事情的影响,其中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够控制、支配的,而另一些事情则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和支配范围。如果其中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又可以有意义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称为＂运气＂。

简介：道德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德性主体道德理想的基础。现代社会寻求正义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道德能力，是一种超越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能力，是一种更为高级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能力，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合理的价值观、正义感和仁爱心、自主意识和责任感。在实践中确立价值观、树立正义感、培养伦理自主性与责任感，构成了公共行政道德能力的内涵。

简介：禁奢崇俭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不仅对于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公民个体的道德理念、道德习惯养成、道德行为选择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消费观念，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深远。

简介：一问题的引出：关于＂法权论＂与＂道德形而上学＂关系的争论近年来,康德的《法权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康德为何把法权论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法权论》和《道德形而上学》究竟是何种关系;康德如何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上建立法权（正当）形而上学,法权（正当）的普遍原则与绝对命令的关系如何,它对应着绝对命令的哪个公式等。

简介：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由于意识到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不能从一个思辨理性设想的理知世界获取，康德于是先肯定道德律令的存在，再以此出发去设定自由。康德直接肯定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自明性。阿多诺指出，康德这种严格的道德命令，这种简单的绝对应当，绝不是自明的，康德的绝对的应当其实是一种压制，是对复杂的现实条件的归约。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是为他设想伦理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做铺垫。

简介：由于存在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垄断容易导致交易的不平等、不公平,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快速转型期,垄断企业道德建设缺失的主要表现为经营不诚信、价格不公道、交易不公平、履行社会责不积极。实证研究表明,当道德建设缺失时,消费者对企业的垄断程度感知会降低道德感知水平,形成更为苛刻的道德判断。因此,在消除垄断的不利影响和矫治道德缺失弊害的过程中,一方面垄断性企业要加强道德建设和降低垄断感知,另一方面反垄断机构还需要加强市场道德监管。

简介：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试图从人性的本质和意义中寻找道德哲学的基石,解决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目的是为人类的道德寻找坚实的基础。细读这本真正伟大的小书,从严谨的论证和思辨的话语中读出了康德内心无比焦虑的心情。细细玩味,深感康德：焦之也深,言之也切;虑之也远,说之也详。哲学植根于生活并指导生活,因此它必然关注生活。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关注着他生活的时代,并关注着那个生活时代的问题。

简介：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的充要条件是：企业所有制形式公正;企业权利和义务分配公正;企业道德能力成熟。也就是,＂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当且仅当＂企业所有制形式公正＂、＂企业权利和义务分配公正＂和＂企业道德能力成熟＂。企业所有制形式是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的前提,＂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量的平衡,决定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企业权利和义务分配公正,是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的底线,其实质是,企业能否处理好与其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企业道德能力成熟是指企业具备对社会履行应然责任的能力,即具有社会责任投资意愿和社会责任投资能力,它是企业道德责任边界公正的保障。

简介：道德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然而目前高校中的德育处于低效和边缘化的困境，高校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生活。道德源于生活、融于生活，只有与社会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教育才是具有实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匹配社会生活，即理念匹配、“教”“学”匹配和知行匹配。渗透式德育、价值澄清德育、体验式德育是增强高校道德教育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匹配的有效路径。

简介：恋爱道德观是一个人对于恋爱在道德观上所持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当代大学生的恋爱态度和处理恋爱与学习关系等方面的不成熟,往往给社会、学校、家庭在道德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而,对大学生的恋爱道德观进行研究和引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气候问题的伦理困境越来越突出，这一伦理困境呼唤普遍伦理的重建。道德金律在普遍伦理的重建中被寄予了厚望。在全球气候问题领域内道德金律面临着从理解转向接受，从接受导向行动以及从“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迈向“国所不欲，勿施于国”的困境。但是道德金律体现出的德性练习与正义原则有助-t-~t解这一困境，并逐步促使人们采取新的行动。

简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欺诈性道德风险是经济运行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商业欺诈的动机在于谋取更大的利益或非分的利益。在经济活动的非人为的、客观性的风险之外，出现了另一种风险，这就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存在表明人性总有幽暗性的一面。人们或以诚信的手段，或以欺诈的手段，来满足自己追求利益的欲望。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是我们与经济欺诈进行斗争，减少道德风险的有效武器之一；重建经济诚信，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根本所在。

简介：决策回避现象大量存在于伦理决策中。对现状偏误、无行动偏误、选择延迟、不行动惰性和禁忌回避五类决策回避的原因以及道德困境决策任务的特点进行综述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道德困境中决策回避的四个可能原因，即回避消极情绪、回避不一致性、回避权衡和回避禁忌，并对该四类原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了一个道德困境中决策者决策回避的理论框架。最后对关于道德困境中决策回避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道德治理究竟＂治什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此后,道德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由此,道德治理问题更成为学术界和实践工作部门共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

简介：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分别以培养好人和好公民为目标，二者在学术传统、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然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切断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必须同时推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而不是以一者取代另一者。“替代论”的问题在于未能全面把握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与共生关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二者理论基础的转向而导致的道德基础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二者对于德性尤其是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产生分歧。解决的路径在于证成二者道德基础的同源性，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使公民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保障。由此，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将在差异中实现共生，共同引导个体以其理性去批判和反思何谓美好生活以及如何追寻美好生活。

简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一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