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宫颈上皮高度病变患者行宫颈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的处理方法。方法本文开展分析的资料是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本医院收入诊断以及行宫颈锥切术治疗的30例宫颈上皮高度病变患者（术后切缘均为阳性），实施回顾分析，对30例患者开展随诊，分析其术后切缘阳性的处理情况及术后复发情况。结果全子宫切除术及广泛全子宫切除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总例数与再次宫颈锥切术例数、未行处理例数比较，P<0.05，展示数据之间比对和检验的统计学意义，患者的2年内复发合计率仅为3.33%。结论宫颈上皮高度病变锥切术后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理结果影响其术后处理方法的选取，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的患者常选取全子宫切除。

简介：目的：探讨MRI在宫颈LEEP术后切缘阳性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85例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宫颈LEEP术后切缘阳性患者,经盆腔MRI扫描,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结果：宫颈LEEP术后切缘阳性患者行子宫切除术后,病理证实仍有病变残留率为27.1%。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MRI诊断的灵敏度为73.9%,特异度为87.1%,准确率为83.5%。结论：MRI诊断宫颈LEEP术后切缘阳性的准确率较高,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随访复查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简介：摘要阳性手术切缘显著降低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然而目前切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模式尚缺乏高级别证据支持。本文综述切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辅助治疗的现状及值得商榷的问题。

简介：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胃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在2020年1月~2021年1月期间选取40例胃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同期治疗的40例胃癌根治术后切缘阴性患者作为对照组，分析阳性患者的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结果：胃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患者肿瘤直径总体上大于阴性患者，术后病理分型以III型为主，其占比为75.00%（30/40）。患者pT分期以T4s期为主，其占比为65.00%（26/40）。在预后情况方面，研究组预后生活质量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治疗满意度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切缘阳性患者的预后情况，并分析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进展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20年8月北京医院收治的141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切缘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67.4±6.7)岁，术前中位PSA 9.6(1.4~152.8)ng/ml。其中行开放手术17例，腹腔镜手术124例；42例未行淋巴结清扫，35例行局限性淋巴结清扫，64例行扩大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分期：T2期74例，T3期63例，T4期4例。国际泌尿病理协会(ISUP)分级分组1组32例，2组50例，3组31例，4组16例，5组12例。根治术后生化复发定义为根治术后连续两次随访PSA>0.2 ng/ml并有上升趋势。本研究中将根治术后随访期间血清PSA≥0.1 ng/ml而未达生化复发定义为PSA进展。分析切缘阳性患者的预后。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PSA进展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141例中位随访52(1~104)个月。其中PSA进展组69例(48.9%)，非PSA进展组72例(51.1%)。PSA进展组中，13例(18.8%)未接受治疗，其中8例出现生化复发；4例(5.8%)仅接受单纯放疗，其中2例出现生化复发；52例(75.4%)接受内分泌治疗或内分泌治疗联合放疗，其中5例(9.6%)出现去势抵抗。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PSA(HR ＝1.015，95%CI 1.005~1.025，P ＝0.004)、ISUP分级分组(HR ＝1.351，95%CI 1.091~1.673，P ＝0.006)、手术方式(HR ＝2.233，95%CI 1.141~4.370，P ＝0.019)是PSA进展的危险因素。结论RP术后有较高的切缘阳性率。近1/2的切缘阳性患者根治术后存在PSA进展。切缘阳性患者术前PSA、ISUP分级分组、手术方式是PSA进展的危险因素，对于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患者应密切监测和积极治疗。

简介：背景:前列腺癌根治术标本的手术切缘阳性(positivesurgicalmargins,PSMs)为辅助放疗常用的指标,同时可用来衡量手术的质量。然而,PSMs和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prostatecancer-specificmortality,CSM)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目的:通过调整固定和随时间变化的参数分析PSMs与CSM之间的关联。设计、设置和参与者:对于1987年至2005年

简介：摘要保留肾单位手术已成为治疗小肾癌(≤4cm)的标准术式，其疗效与根治性肾切除术相当，且可降低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风险，但是保留肾单位手术导致的切缘阳性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就导致保留肾单位手术切缘阳性的相关因素及减少切缘阳性的相关策略进行概述。

简介：目的探讨经腹腔途径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2009年9月至2014年5月,采用经腹腔途径行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61例。患者年龄56~74岁,平均71岁。术前均经直肠超声引导下穿刺病理证实前列腺癌诊断。通过回顾性研究了解术前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穿刺后Gleason评分、穿刺针数阳性百分率,术前TNM分期对手术切缘阳性的影响。结果61例前列腺癌患者术后切缘阳性率19.7%(12/61),病理分期与手术切缘阳性成正相关(γ=0.311,P=0.001),且对手术切缘阳性有统计学意义(χ~2=16.32,P=0.001);对于手术切缘阳性率,术前血清PSA<20ng/ml组与血清PSA≥20ng/ml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2,P=0.007);穿刺后Gleason评分<7分组与Gleason评分≥7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了(χ~2=1.43,P=0.23);穿刺针数阳性百分率,<50%组与≥50%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P=0.017)。结论穿刺后TNM分期,血清PSA水平,穿刺阳性百分率的差异对手术切缘阳性有统计学意义。前列腺癌穿刺标本Gleason评分与术后病理切缘之间无相关性。

简介：摘要切缘阳性是前列腺癌根治术后的常见问题，长期以来术后切缘阳性率是判断手术质量及患者预后、制定术后辅助治疗方案的重要指标之一。切缘阳性是预后不良的重要预测因素。切缘阳性意味着前列腺癌组织很可能未被完整切除，患者出现生化复发乃至临床进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影响切缘阳性的相关危险因素有很多，包括肿瘤体积大小、肿瘤分期、病理分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水平、手术方式、术者的经验及病理科医生对标本处理及诊断水平等，其相应的处理措施也在研究进展中。本文就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的多因素分析及其处理方案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影响前列腺尖端、基底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18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65.7±5.8)岁。前列腺体积(38.7±25.21)ml。术前tPSA(35.39±51.69)ng/ml，f/tPSA 0.11±0.08。均行超声引导下经直肠穿刺活检，共穿刺13针，前列腺穿刺阳性针数(BPC)比率(45.07±25.21)%。D’Amico前列腺癌危险度分级低危10例(5.6%)，中危9例(5.0%)，高危161例(89.4%)。180例均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其中178例行腹膜外途径腹腔镜手术，2例行开放手术，均采用筋膜外切除，并行标准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根据术后病理检查切缘情况将患者分为切缘阳性、切缘阴性、尖端阳性、基底阳性4组。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tPSA、f/tPSA、BPC比率、D’Amico危险度分级、pT分期、Gleason评分、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切缘情况的相关性。结果本组180例术后病理分期pT1期4例(2.2%)，pT2期76例(42.3%)，pT3a期52例(28.9%)，pT3b期(24.4%)，pT4期4例(2.2%)；盆腔淋巴结转移17例(9.4%)，无转移163例(90.6%)。Gleason评分6分23例(12.8%)，3+4＝7分54例(30.0%)，4+3＝7分36例(20.0%)，≥8分67例(37.2%)。切缘阳性97例(53.9%)，其中尖端阳性78例，基底阳性51例，切缘阴性83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T3b期(OR＝6.871，P＝0.010)、pT4期(OR＝12.130，P<0.05)、Gleason评分≥8分(OR＝4.989，P＝0.005)、盆腔淋巴结转移(OR＝9.516，P＝0.043)与切缘阳性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T3b期(OR＝5.782，P＝0.030)、pT4期(OR＝10.150，P<0.05)、Gleason评分≥8分(OR＝11.130，P＝0.012)是影响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亚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T3b期(OR＝4.040，P＝0.026)、Gleason评分≥8分(OR＝2.390，P＝0.010)与尖端阳性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leason评分≥8分(OR＝1.980，P＝0.030)是影响尖端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D’Amico高危(OR＝1.847，P＝0.035)、pT4期(OR＝1.780，P＝0.001)与基底阳性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D’Amico高危(OR＝1.540，P＝0.041)是影响基底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的病理分期、Gleason评分与切缘阳性密切相关；Gleason评分与尖端切缘阳性密切相关，D’Amico危险度分级与基底切缘阳性密切相关。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预测前列腺癌术后切缘阳性结果的列线图模型，并进行相应的验证，为预测术后切缘阳性的风险提供依据。方法纳入PC-follow数据库中北京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2018年收治的2 215例前列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年龄67.3(33～88)岁。PSA(45.2± 18.9)ng/ml。前列腺穿刺活检针数6～32针，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4%～100%，穿刺活检病理Gleason评分6～10分。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将患者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建模组1 770例，年龄65.5(33～88)岁，PSA(48.2±12.4)(0.01～99.4)ng/ml。验证组445例，年龄68.6(47～82)岁，PSA(43.7±14.8)(0.01～87.2)ng/ml。对两组患者年龄(<60岁，60～70岁，>70岁)、PSA(<4 ng/ml，4～10 ng/ml，11～20 ng/ml，>20 ng/ml)、盆腔MRI检查结果(阴性，可疑，阳性)、肿瘤临床分期(T1～T2期，≥T3期)、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33%，34%～66%，>66%)、穿刺活检病理Gleason评分(≤6分，7分，≥8分)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筛选有意义的指标构建预测前列腺癌术后切缘阳性结果的列线图模型。在验证组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并与构成列线图的单一因素的预测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PSA水平、盆腔MRI检查结果、穿刺针数阳性率、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与术后切缘阳性率有相关性(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PSA水平(OR＝2.046，95%CI 1.022～4.251，P＝0.009)、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OR＝1.502，95%CI 1.136～1.978，P＝0.002)、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OR＝1.568，95%CI 1.063～2.313，P＝0.028)、盆腔MRI检查结果(OR＝1.525，95%CI 1.160～2.005，P＝0.033)为前列腺癌术后切缘阳性的独立预测指标，根据上述指标建立列线图模型。列线图模型预测验证组切缘阳性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为0.776，而以术前PSA水平、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盆腔MRI检查结果、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等单一因素预测验证组切缘阳性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554、0.615、0.556、0.522和0.560，列线图模型与单一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构建的列线图模型较单独应用术前PSA水平、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盆腔MRI检查结果、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在预测前列腺癌术后切缘阳性方面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简介：作者研究了根治性膀胱切除（RC）术中快速切片检查（FSA）发现恶性尿道切缘的准确性。德国Tuebingen医院行RC＋FSA307例，术中对尿道切缘先行FSA，紧接着用福尔马林固定标本、行石腊包埋（FFPE）研究。随访时间6～115个月，中位数28个月。术前1～3d测定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固定极限值250U／L）。结果：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LRP)后手术切缘阳性(PSM)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7月行LRP的202例高危前列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北京朝阳医院111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91例。年龄(67.7±6.5)岁，体质指数(25.65±3.21)kg/m2。术前最高PSA中位值20.97(11.00，34.40)ng/ml。前列腺体积中位值32.88(23.33，46.20)ml。其中接受新辅助内分泌治疗(NHT)者(NHT组)105例，未接受NHT者(非NHT组)97例。NHT组与非NHT组穿刺前最高PSA[23.67(12.68，45.72)ng/ml与18.11(10.30，26.82)ng/ml，P＝0.013]、前列腺体积[30.00(21.55，45.96)ml与36.40(28.08，46.80)ml，P＝0.0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年龄[(68.53±6.40)岁与(66.89±6.58)岁，P＝0.073]、体质指数[(25.91±3.14)kg/m2与(25.37±3.33)kg/m2，P＝0.2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HT方案中完全雄激素阻断治疗80例，中位疗程3个月；单纯去势治疗3例，中位疗程3个月；单纯抗雄治疗22例，中位疗程1个月。分别分析NHT组和非NHT组影响PSM的危险因素。结果NHT组和非NHT组的PSM率分别为24.8%(26/105)和50.5%(49/97)。前列腺基底部是NHT组最常见的阳性部位(14.3%，15/105)，尖部是非NHT组最常见的阳性部位(35.1%，34/9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HT组术后病理T分期(OR＝18.434，95%CI 4.976～68.297，P<0.001)、术后淋巴结阳性(OR＝7.181，95%CI 2.089～24.689，P＝0.002)、脉管癌栓(OR＝3.545，95%CI 1.109～11.327，P＝0.033)是PSM的独立危险因素；非NHT组术后病理T分期是PSM的独立危险因素(OR＝3.814，95%CI 1.302～11.173，P＝0.015)。结论无论是否接受NHT治疗，术后病理T分期均是高危前列腺癌患者LRP术后PSM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NHT的患者，术后淋巴结阳性、脉管癌栓亦是PSM的独立危险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RP)后切缘阳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至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由单一术者行RARP的31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中位年龄68(62～72)岁，PSA中位值26(13～63)ng/ml，f/tPSA中位值0.12(0.07～0.18)，PSAD中位值0.36(0.20～0.75) ng/ml2。临床分期T1期115例，T2期100例，T3期41例，T4期15例。MRI或超声检查测量前列腺左右径中位值44(35～50)mm、前后径中位值45(40～51)mm、上下径中位值41(36～50)mm，前列腺体积中位值76(54～118)ml。226例术前行经直肠超声引导系统性12针穿刺，对超声检查异常区域再行1～5针穿刺。穿刺总针数中位值12(12～13)针，阳性针数中位值9(4～12)针，阳性针数百分比中位值85%(35%～100%)。术前病理确诊方式分别为电切手术84例(27%)和前列腺穿刺活检226例(73%)。术前240例获得Gleason评分，其中≤6分61例，7分95例，≥8分84例。237例(76%)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切缘阳性组和切缘阴性组，分析一般临床资料、PSA衍生指标、前列腺大小、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活检Gleason评分、病理确诊方式和内分泌治疗与切缘阳性的相关性。结果本组310例，术后病理检查106例切缘阳性，切缘阳性率为34.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切缘阳性组与切缘阴性组比较)，tPSA(41.3 ng/ml与24.8 ng/ml，P＝0.029)、f/tPSA(0.14与0.10，P＝0.004)、前列腺左右径(46 mm与38 mm，P＝0.049)、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100%与58%，P＝0.001)、活检Gleason评分(≤6分、7分、≥8分：14、31、42例与47、64、42例，P<0.05)与术后切缘阳性显著相关，其他因素与术后切缘阳性无相关性(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前列腺左右径(OR＝1.08，95%CI 1.01～1.15，P＝0.026)和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OR＝6.00，95%CI1.03～38.74，P＝0.048)是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前列腺左右径和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是RARP术后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经锥切术后病理切缘阳性及再次手术后病灶残留的危险因素，指导临床工作及后期随访。方法回顾性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2013年11月至2018年11月因宫颈上皮内瘤变Ⅱ、Ⅲ级行宫颈锥切术且符合条件、资料完整的患者180例的临床资料，对锥切术后切缘阳性及再次手术(包括再次锥切、子宫切除)病灶残留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锥切术后切缘阳性发生率为31.67%(57/180)，切缘阳性再次手术病灶残留率为36.84%(21/57)。绝经、接触性出血、宫颈癌(原位癌、微小浸润癌)是切缘阳性危险因素(OR＝2.342、2.428、8.949)；接触性出血、宫颈癌(原位癌、微小浸润癌)是切缘阳性再次手术病灶残留危险因素(OR＝5.370、10.992)。结论接触性出血、宫颈癌(原位癌、微小浸润癌)与宫颈切缘阳性及病灶残留密切相关，其中，绝经与切缘阳性有关，它们是影响宫颈锥切切缘阳性、再次手术病灶残留的危险因素，临床应高度重视。

简介：目的探讨相关临床参数对前列腺癌根治术切缘阳性率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128例经病理证实并实施前列腺癌根治术的前列腺癌患者，通过回顾性研究了解病理分期、术前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穿刺后Gleason评分、穿刺针数阳性百分率对手术切缘阳性的影响。结果128例前列腺癌患者术后切缘阳性率为17.19％（22／128）。病理分期与手术切缘阳性战正相关（r=0．352，P=0．001），且对手术切缘阳性有统计学意义（χ^2=18．732，P=0．001）。对于手术切缘阳性率，术前血清PSA〈10ng／mL组与血清PSA≥10ng／mL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30，P=0．008）；穿刺后Gleason评分〈7分组与Gleason评分≥7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56，P=0．500）；对比穿刺针数阳性百分率，≤33．3％组与〉33．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13，P=0.024）。结论穿刺后Gleason评分对前列腺癌根治术中切缘阳性无影响，而病理分期、血清PSA、穿刺阳性百分率对手术切缘阳性有意义，同时手术者经验和手术技能对手术切缘阳性有一定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术切缘阳性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北京医院病理科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术274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用墨汁涂抹根治性前列腺癌标本切缘，依据癌组织是否侵犯墨汁涂抹标记的切缘分为切缘阳性组、切缘阴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年龄、术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病灶数量、病变部位、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肿瘤负荷、术后病理分期］，评价影响切缘阳性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274例标本中，114例切缘阳性，160例切缘阴性，切缘阳性占41.6%。平均年龄68.3岁，切缘阳性组平均年龄68.0岁，切缘阴性组平均年龄68.6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病例术前PSA水平均值为15.8 μg/L，切缘阳性组为21.5 μg/L，切缘阴性组为11.3 μ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随着PSA水平（<10 μg/L、10~20 μg/L、>20 μg/L）的升高，切缘阳性率越高（分别为31.1%、48.7%、69.4%）。病灶数量118例为单灶，其中40例切缘阳性（占33.9%）；156例为多灶，其中74例切缘阳性（占47.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变部位44例位于移行区、107例位于外周区、123例位于全周，切缘阳性例数分别为12、43、59例，分别占27.3%（12/44）、40.2%（43/107）、48.0%（59/1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Gleason评分3+3=6分51例，3+4=7分98例，4+3=7分81例，≥8分44例，切缘阳性例数分别为10、38、37、29例，分别占19.6%（10/51）、38.8%（38/98）、45.7%（37/81）、65.9%（29/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肿瘤负荷157例<30%，91例为30%~60%，26例>60%，切缘阳性例数分别为33、60及21例，分别占21.0%（33/157）、65.9%（60/91）、80.8%（21/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病理分期181例为T2期，其中53例切缘阳性（占29.3%）；93例为T3期，其中61例切缘阳性（占 6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切缘阳性组与切缘阴性组相比术前PSA水平>20 μg/L、术后Gleason评分≥8分、高肿瘤负荷及病理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术切缘阳性与术前PSA水平、病灶数量、术后Gleason评分、肿瘤负荷、病理分期密切相关。而术前PSA水平>20 μg/L、术后Gleason评分≥8分、高肿瘤负荷及病理分期是切缘阳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精准肝切除术治疗单发肝癌伴微血管侵犯(MVI)患者的疗效及术后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2019年7月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212例单发肝癌伴MVI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52例采用精准肝切除术治疗，60例采用传统肝切除术治疗，根据术后肝切缘病理结果将采用精准肝切除术治疗患者分为肝切缘阴性组(n＝129)和肝切缘阳性组(n＝23)。比较精准肝切除术和传统肝切除术的手术相关指标和术后并发症、无瘤生存率等情况；比较肝切缘阴性组和阳性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影响患者术后肝切缘阳性的因素；构建预测术后肝切缘阳性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评价其预测效能。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组间对比采用独立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结果精准肝切除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切缘阳性率、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术后6个月的AFP转阴率、术后1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328.62±38.74) min、(496.83±59.76) mL、(15.28±3.61) d、15.13%(23/152)、3.95%(6/152)、81.58%(124/152)、67.11%(102/152)，传统肝切除术分别为(315.29±40.95) min、(681.46±58.27) mL、(23.87±4.65) d、28.33%(17/60)、21.67%(13/60)、66.67%(40/60)、46.67%(28/60)，两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精准肝切除术术后肝切缘阳性与肿瘤最大直径、脉管瘤栓、TNM分期、BCLC分期、肝硬化、术后2个月AFP、肿瘤距离切缘的距离有关(OR＝3.645、5.248、4.285、4.462、3.883、3.964、3.872；95%CI：2.875～4.415、4.426～6.070、3.271～5.299、3.354～5.570、3.062～4.704、3.248～4.680、2.987～4.757；P<0.05)；多因素分析发现，肿瘤最大直径>5 cm、脉管瘤栓、TNM分期Ⅲ期、BCLC分期C期、肝硬化、术后AFP≥20 μg/L、肿瘤距离切缘的距离<1 mm均是导致精准肝切除术治疗单发肝癌伴MVI患者术后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OR＝6.685、8.425、7.758、7.854、7.124、7.246、6.926；95%CI：5.828～7.542、7.6385～9.212、6.926～8.590、7.062～8.646、6.583～7.665、6.618～7.874、6.028～7.824；P<0.05)，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的区分度较好，准确度较高。结论精准肝切除术治疗单发肝癌伴MVI患者具有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肝切缘阳性率低、术后无瘤生存率高等优势，构建患者术后切缘阳性的风险预测模型可为临床上提高患者生存率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行机器人辅助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RP)后切缘阳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于解放军总医院行RARP的164例高危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65.3±6.2)岁，体质指数(25.6±3.0)kg/m2，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中位值18.6(11.3，31.3)ng/ml，术前穿刺Gleason评分中位值7(7，8)分，前列腺体积中位值29.3(22.4，40.2)ml，临床分期为T2aN0M0~T4N0M0期。其中80例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均采用完全雄激素阻断疗法，中位疗程3(3~6)个月。所有患者均行RARP，手术均为单一术者施行。采用单因素分析评估患者年龄、体质指数、前列腺体积、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术前tPSA、临床分期、术前穿刺Gleason评分与术后切缘阳性的关系，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术后病理：肿瘤局限于前列腺(pT2期)111例(67.7%)，肿瘤突破前列腺包膜(pT3a期)15例(9.1%)，肿瘤侵犯精囊(pT3b期)25例(15.2%)，肿瘤侵犯邻近组织(pT4期)13例(7.9%)；患者均无淋巴结转移。术后Gleason评分6分11例(6.7%)，3+4分26例(15.9%)，4+3分36例(22.0%)，8分17例(10.4%)，9~10分24例(14.6%)，因内分泌治疗等无法评分50例(30.5%)；切缘阳性率为44.5%(73/16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术前tPSA和临床分期与切缘阳性存在相关性(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术前tPSA>20 ng/ml、临床分期>T2b期是术后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tPSA为10~20 ng/ml、临床分期T2c期、穿刺Gleason评分7分亚组中，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者切缘阳性率均明显低于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者[分别为21.1%(4/19)与55.9%(19/34)，29.6%(16/54)与49.1%(26/53)，19.4%(6/31)与54.1%(2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术前tPSA>20 ng/ml、临床分期>T2b期是高危前列腺癌患者RARP术后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危前列腺癌患者术前tPSA为10~20 ng/ml、临床分期为T2c期、术前穿刺Gleason评分为7分时，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对降低术后切缘阳性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