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你也许会问：“法律理论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这意味着“参与”与法律有关的“理论争论”，那么确实没有人质疑将法律理论化的可能性。然而，由一组体系化关联的关于法的本质的真命题组成的法律理论是可能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质疑。

简介：以自然权利理论为主导的传统权利模版对自然的权利进行论证的思路无法证成自然的权利。不过，传统权利的论证理路本身就存在缺陷，并不是证明权利来源的可靠途径。权利在历史、社会的视野之中可以被界定为“社会可供资源与人类内在需求的契合”。由此，可以说明在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自然的权利概念的构建与制度的形成。

简介：新一轮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启动级别、改革深度、目标指向上,还是在方案设计、具体举措、推进速度上,都远超以往,人们也对司法改革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期盼。然而,这样一个重大、复杂而至关重要的改革工程,需要精心筹划和稳妥推进,特别是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异化＂风险更需认真对待和防范。基于既有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弊端，本轮司法改革推出了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策略。一些省级司法机关已开始积极筹划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

简介：“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简介：期待可能性是存在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的一个概念,所表现的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的精神。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期待可能性＂相关理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同时该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当中,对一些案件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而另一方面,该理论也存在着外延模糊、内涵不清的特点。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论述,分析该理论与我国刑法之间的契合,结合经典案例,来进一步探讨该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影响和借鉴引入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把握好该理论在刑法中的定位和适用范围。

简介：期待可能性理论有其一定的理论脉络.在我国,不注意中外刑法理论体系的差别,生搬硬套或者误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有论者主张无期待可能性是我国刑法中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与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因,有论者主张期待可能性在我国是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要素,有论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属于刑事责任论的内容,有论者认为应以期待可能性理论来完善我国的罪过理论等等.以上诸观点,在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之下,都值得匡正.

简介：2010年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增设了协商程序，却未明文规定协商的结果可为“赔偿协议”，原因概为理论上公权处分之考量与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显失公平问题，但这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现行法中赔偿协议的生存障碍可通过理论辨析与制度设计加以解决，法理上赔偿协议亦有效率理论、合同自由理论、当事人参与理论与衡平理论为其正当性作支撑。在具体操作时，应通过信息公开、程序细化、第三方裁判与范围限定等程序司法化举措保证最终达成赔偿协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简介：预见可能性在过失犯构造中体系位置的混乱,根源于传统理论未区分过失的认定与过失的归责。作为经验事实范畴的预见可能性,仅对过失归责的判断产生影响。预见可能性具有超越于过失犯的一般意义,它构成刑法中自我答责的正当性门槛。立足于法律中个体的形象从道德主体向社会主体的转变,需要引入社会的维度,倡导责任的社会化理论,以行为是否背离社会的规范性期待作为罪责的基本内容。责任的社会化理论,努力将罪责的概念与一般预防的目的相协调。一种既能发挥刑罚限制机能又能兼具预防有效性的责任理论,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依托此种理论框架,对预见可能性因素的重新定位,合乎责任主义的要求。直面我国实务中的乱象,在处理过失案件时,有必要将涉及预见可能性问题的案件与其他类型的案件作区别化处理。

简介：在过失犯中,只有在合法替代行为能够回避结果发生时,才能对行为进行归责。在结果存在回避可能性的情形下,若合法替代行为的结果回避可能性占据优势,应视为注意义务违反与损害结果发生具有关联性,应对行为归责。在结果回避可能性理论的适用上,需正确区分结果回避可能性与假定因果关系的关系,适当地筛选＂合法替代行为＂和正确界定＂同一侵害结果＂概念。

简介：我国政党制度长期在习惯法的层面上运作。历部宪法典对我国政党制度虽有所规定，但直到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才将政党活动的内容、规则和依据基本确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定型的现实条件下，政党活动没有以成文法形式即政党法作为依据，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党的职能得不到较好发挥；党的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党建与政治体制改革不相协调；不利于落实依法治国等。制定政党法要注意几个问题：防止西化、神化和矮化党的领导；政党法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宪法性法律；政党法制建设应与违宪审查制度同步推进；党建要与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结合。

简介：习惯法对法治的可能贡献取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认同性、变迁性、中介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习惯法最有可能对西部社会法治给与贡献，因为出于生存关照．生态在西部民族地区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样态”，民众将生命、精神与自然生态相统一。并与民族宗教精神的高度契合．使得生态习惯法具有了普适性与效力保障，这既构成了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的理由，又对西部社会的法律信仰、法美学构建具有进一步的意义。

简介：因为显著的功能性与型式化，行政行为成为传统行政法法教义学的核心。但伴随行政实践的变化与行政任务的更新，这一概念范畴却凸显诸多缺陷。行政法学者转而寻找行政法学体系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在这些尝试中，法律关系学理在方法论上展现出了行政行为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且更符合复杂多样的行政实践。由于发展时间尚短，行政法律关系学理同样面临制度化和体系化程度不高、核心理论难以突破等困局。这些困局限制其成为行政法学新的支点，也制约了现代行政法学“轴心转移”的完成。尽管如此，行政法律关系学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法解释和法评价工具的价值却不容忽视，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相互配合，更有助于提供“与时代相符的行政法教义学”。

简介：

简介：代际正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形式。现在法学各个学科后代人权利、代际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于代际正义的概念、特征和要素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使法学研究能够在一个清晰和确定的学术范畴基础上展开，避免由于对代际正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争议。

简介：我国《物权法》并未要求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登记制度,目前学界多主张建立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制度,但这种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面临诸多障碍,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登记机构过多难以协调,动产种类丰富且不断增加以及缺少和监控技术有效联结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去中心理念的提出为对动产担保物权制度重构的技术支撑。区块链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动产担保登记,会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以及金融实务产生深远影响,带来动产的不动产化、资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物联网金融的发展。

简介：刑法中的责任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有责性阶层的核心内容。责任的本质特征是非难可能性,只有在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对于非难可能性,需要从实质上进行理解,尤其是需要从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这两个维度为非难可能性提供根据。其中,违法性认识是非难可能性的智识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是非难可能性的意愿性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非难可能性的要素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的法理而出罪的案例还是较为罕见的。随着刑事法治的加强,责任主义的思想观念必将逐渐获得认同。因此,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责任概念应当进一步推行。

简介：日前去浙大紫金港校区给法学新生做了一场讲座，主题是“怎样进人法学的思维？”间中谈及我们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时，如果真的像1885年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在萨福克律师协会的晚宴上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共同准则，那就是法律”的话，那也有可能会踩人法律思维中所可能隐藏的陷阱。这是因为法律本身也可能是“有问题”的——从法学内部立场加以转述。这至少可以说法律也是可能被质疑或被批评为是“有问题”的。

简介：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简介：2012年6月14日,黑龙江省颁布《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立即引起舆论关注。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该规定有悖法理并有违宪之嫌〔1〕,但官方直到最近的表态,依然对该立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2〕因此,气候资源国有化究竟是否符合立法、法理,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简介：凯尔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以“纯粹法学”而闻名.为保证法律的纯粹性,他除了将法学的范围限定在实在法领域与假设“基础规范”这两种手段之外,还诉诸了“逻辑”这一保真工具.但对“逻辑是否可直接应用于规范”以及“是否存在独特的规范逻辑”等问题,凯尔森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早期的毫不迟疑到中期提出变通方案：将逻辑直接应用于法律规则,间接应用于法律规范,再到晚期彻底否定逻辑可应用于规范,进而否定规范逻辑的存在.其结果就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基础上发生了动摇.是否真的如凯尔森想象的那么悲观呢？20世纪的规范逻辑研究新成果已经证明,规范逻辑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凯尔森实际上走入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