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们逐步造就了一个以虚拟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社会,这在客观上影响着人们对传统主权观点和理论的认识,并形成了以反对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网络自由主义和以强化主权为核心的网络管制主义两种基本倾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也在加强国家主权对网络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并形成或正在形成进攻性网络霸权模式、网络社会弹性主权模式和多利益攸关的主权模式三种基本形态。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共治的主权模式强调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主权的作用,并广泛吸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治理过程。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两个方面,本文聚焦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简化。具体而言,本文建议了两种路径来简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包括在在审查起诉阶段设立案件分流点,以强调不起诉制度的配套功能来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后沿用'公—检—法'三阶段标准诉讼模式的传统模式,以及突破'公—检—法'三阶段的传统标准流程而采用诉讼阶段的'跳跃'、'重叠'或者'省略'的更加简化、更有效率的新路径。两种路径都可能存在制度风险。传统模式的风险在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不起诉的合法合理性,相应的防范策略为设计'自愿性审查程序'、加强检察院的权力监督以及保证律师帮助。对比传统模式,新路径的开辟更为大胆,学界对其公正性甚为担忧。其风险防范策略为严格确定和控制新路径的适用范围、重视法庭审理以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简介：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简介：本文根据现有法律的进行合理的解读来认定代工模式的法律属性,认定代工厂和原始设计制造商相互独立无管理关系以及代工工厂模式是承揽合同关系。

简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了中国传统法,深刻揭示了构成中国传统法的礼与法在当时的危机,并提出了变革之道.对于礼,黄宗羲认为君臣之礼被扭曲,他希望用学校议政和设置宰相等措施来恢复礼秩序.对于法,黄宗羲则认为危机在于是“一家之法”所产生的弊端,变革的方向是要走向“天下之法”.黄宗羲对传统法及其危机的认识和批判极为深刻,但提出的变革之道并未超越前人.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注意到《明夷待访录》中反专制思想的因素,但黄宗羲对传统法的反思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法政思想和观念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可能在作者的意图之外.

简介：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能通过对儒学进行纯化或限缩讨论的范围来实现,传统本身就可具有方法论的意涵。这可称之为＂作为方法的传统＂,从而改变传统自身只是作为一个被改造或被复制的对象的地位。高次元的传统和西方法学观念都是我们关于当下法律实践之自我理解的重要成分,前者需要新的制度表达,这需要在方法上会通中西,对我们所共享之理想生活的形式做出价值判断。容隐制并未随着礼法合流的解体而消退,而是吸收了近代法律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获得了新的制度表达并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亲亲＂是对人类情感的正面肯定,它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

简介：审判活动中,事实问题是据以作出裁决的基础。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赖于法官运用证据进行推理和论证的能力,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鲜有对这一司法证明过程的关注,审判人员对证据的推理能力多源于长期的实践。司法证明作为具有高度实务操作性的认知方法,其运用良窳,已实际影响个案之公正裁判。为改善及斧正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案件事实认定之歧异、迭经发回改判的问题,本文通过运用逻辑学知识,借鉴威格摩尔图示法,提出法官在认定事实中应遵循的思维路径,并用图示的方法将抽象性、个体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引导法官实现内心确信的同时,亦达到使理性思维客观化,便于纠错与反思,避免思维误区和逻辑错误的目的。

简介：在出具执行证书的债务核查阶段，如果债务人明确提出异议，公证机构应该如何处理，是比较考验公证机构功力的地方。债务核查的本意是对债务人是否履行了债务或者履行多少债务进行核查和确认，但我们发现，在实践中，债务人明确提出异议的，在很大比例上并不是针对债务履行本身，而是涉及到债权文书是否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债权文书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以及其他债务人认为可以推翻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情况。

简介：一、环境审判“三合一”模式的制度缘起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呈现出高发与频发态势，环境资源纠纷（以下简称“环境纠纷”）亦日渐增多，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被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状况威胁着”。作为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司法被人们寄予厚望，以司法手段保护环境、化解环境纠纷的呼声愈发高涨。

简介：当前,我国风险规制领域公众参与正处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困境,这实则暴露出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的形式化。针对这一问题,主流法律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利益组织化建构所谓的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来解决公众参与形式化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考察,公众参与的利益代表模式遵循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博弈来对风险规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协商论辩而非对抗妥协,因此在风险规制参与模式上应当向协商转向,建构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的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借由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来强化公众参与,克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最终塑造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

简介：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法院系统的人员管理模式、工作体制、职业机制等会产生一系列的重大变革。紧随着立案登记制、法官员额制等改革措施及制度的相继施行,面对基层法院“案更多、人更少”的态势,基层法院该如何利用优化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的方式来应对。本文从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配备现状、促进作用、优化要素、中外配备模式分析四个方面详细阐述和分析,最终得出对于如何优化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的建议和结论。

简介：许昌市法学会以法律服务站建设工作为抓手,扎实开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创造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许昌模式”,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推动法治许昌、平安许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目前,全市103个乡(镇、街道办)全部建立了法律服务站,形成了覆盖全市城乡的法律服务体系。

简介：虽然我国传统的刑事侦查模式在侦查活动中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模式因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面临诸多问题。大数据既促进了时代的发展，也改变了犯罪的方式，还推动了侦查模式的转型。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侦查模式，旨在针对已经发生或者尚未发生的犯罪行为，借助以云计算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平台来查明犯罪事实或者预测犯罪，进而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数据驱动型侦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侦查人员应当从根本上转变侦查理念，建设综合的数据应用平台，确保数据资源的互通共享，明确犯罪信息收集、犯罪信息分析、犯罪信息验证以及犯罪趋势预测4个相互关联的运行机制。构建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还应注意规范大数据在侦查模式中的应用。

简介：《大清律例》盗律各门中的例文涉及颇多特别人群与特别地域,对特别人群的盗行为及在特别地域发生的盗行为制定特别的处理规范,并在实践中加以施行。这些规范呈现出处罚加重、规则复杂、轻重失衡三个特点。我国当代亦存在类似的立法模式(广义而言包括法律、司法解释、刑事政策等),尽管古今立法并不同源,且具体规则相差甚远,但由于立法意旨之相通一因人、因地制宜,遂亦呈现出类似的规则复杂、轻重失衡的特点(但并未加重处罚)。这类立法模式一定程度冲击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协调,故应对其采更加克制、谨慎的态度。

简介：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司法手段在推进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热切关注，天津市某区检察院围绕建设美丽天津的目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创新办案机制，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年来，依法办理污染环境案件25件45人。其中，办理高检院挂牌督办的王某某、朱某某污染环境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典型案例。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唐胜海、杨勇强奸案作为案例的形式明确一个司法观点，即轮奸案件中一人强奸既遂而一人未遂的，应对各被告人以强奸罪定罪并按轮奸情节予以处罚，但在量刑时可对个人奸淫未得逞的共同实行犯酌定从轻处罚。

简介：据悉,截至2018年1月26日,上海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秘书处共计收到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39件。议案中涉及法制综合的2件,占比约5.1%;涉及内务司法的13件,占比约33.3%;涉及财政经济的3件,占比约7.7%……本期选登一则今年的联名议案,关乎民生与实事工程,需全社会协力关注与支持。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企改革形成了一个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统领的,以若干的文件为配套的'1+N'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基本形成,重大改革梯次展开。然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如何选择?要不要全面借鉴国外做法?如何彰显中国特色?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达成有效

简介：亲属容隐并非中国传统法中的独立制度,它与告诉、缘坐、自首等形成了一套亲属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勾连的家族法中,“亲秦相隐”体现出它在统合亲情与公义方面的独特智慧:“亲亲相隐”存在“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两个向度。“父为子隐”是基于人情而给予尊长的特权,尊长放弃自己隐匿晚辈的特权就可以进一步表现为大义灭亲;“子为父隐”则由伦理规范演变成为义务规范,卑幼仅在尊长涉及谋反等罪行时方可控告。但这种告亲之举并非单纯“忠高于孝”的价值导向,其更多是缘坐制度下一种自我脱罪的手段。而自首制度的介入又消解了卑幼告亲的价值空间,通过将“大义灭亲”转化为“大义救亲”,实现了亲情与公义在伦理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共赢。这对化解当前伦理讨论中价值对立的僵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简介：'主辅'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公证法》将公证业务区分为'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相关法律释义:'本条(第11条)是关于公证机构证明业务的规定。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是公证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和公证机构的职责权限可以办理的公证法律事务,包括本条规定的证明业务范围和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与证明活动有关的法律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