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战争性质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导致安全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人类安全.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将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而且含糊,决定了它不能真正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指导原则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一项参照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思考方面.也正是这一原因,人类安全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某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鉴于人类安全观存在的重大政治与伦理困难,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需求的安全观念或许应当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
简介:2004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双赢互惠的安排,显示了双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好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两国构筑“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关系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将增进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其他领域全面而密切的合作,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无疑给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简介:毛泽东在30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50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