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真纳由民族主义者向教派主义者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4-1928年真纳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将南亚次大陆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29-1937年真纳的民族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他更多地关注印度穆斯林的利益,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印穆团结的理想;在国大党赢得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之后,真纳彻底放弃了与国大党合作的幻想,将大多数穆斯林政党合并到穆斯林联盟,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印穆斯林政党。在促使真纳转变的诸因素中,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是最重要的。真纳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教派主义者使南亚次大陆的分裂成为可能。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欠、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惊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一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