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模糊性和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模糊性内在表现为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的边缘不清,甚至法律内部诸如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与刑法也并非泾渭分明。其外在表现为法律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存在诸多"半影地带",司法判决理由模糊。模糊性给司法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量刑失衡的问题。我国受"重定罪轻量刑"的刑法思想影响,加之司法不独立,其人事、财政均受制于行政机关,且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因而量刑不均衡表现尤甚。为了更好地描述量刑中的模糊现象,根据量刑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提出基于模糊评价方法来解决量刑失衡问题,以强奸罪为实例,通过对案例进行考察和研究,从中提取强奸案共同的量刑情节和权重值,建立了基于模糊批评方法的量刑系统,实证研究发现,该模糊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减小量刑失衡问题。
简介:<正>且不说“下海”一词在以前有什么贬低或者其他什么含义,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下海”已经成了勇敢、智谋、富有、机遇等时髦名词的化身。综观目前“下海”者和准备“下海”者的心态,不外以下几种。一是见别人下海捞了钱,自己心里痒痒。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一方面它有高科技和优秀管理带来的真正繁荣,另一方面又有某些人利用了政策上或制度上的漏洞而造成的虚假繁荣,在这一派繁荣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大多数下海者,不管是歪门还是正道,反正生财皆有道,所以在许多人奉金钱为神灵的今天,“下海”者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为了赶潮。许多人总以追逐新事物为己乐,他们往往缺乏主观判断力,一味跟着形势走。三是对社会对未来缺乏充分的信心,认为现在形势轰轰烈烈,说不上哪一天就得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何不趁机捞一把,有了钱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四是感到自己以往的工作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识,实现自身的价值,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诸多的机遇,在这海阔天高的氛围中,是能够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最佳方位的。正如许多人所说,走出一步就会感到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现在许多机关干部“下海”多是基于这一原因。
简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潮,涉及认知、认同和践行三个关键环节。仅就认知环节而言,大学生在引领过程中表现出三个有重要影响的主体认知特点:认知闭合、理解偏差和群体思维。结合这些特点,要着重做好隐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思潮引领之中的三种批判以及引领大学生思潮中的"态度改变",为引领大学生思潮构建有效的理论场域。
简介:考察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对于不法归责的实质作用,对于重新认识故意与过失、正确界定“制造禁止风险”及反思刑法归责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否定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具有影响的规范主义观点,其结论和论证均不能自圆其说。目的主义和客观归责论均试图在统一的归责模式下来论证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的意义,但要么存在主观优先的方法论问题,要么无法消解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正确认识特别认知在不法归责中的相关性,需要以法益保护中的“制造禁止风险”为链接,使特别认知这一存在要素成为规范体系的评价对象。在理解“制造禁止风险”时,两对误解亟待澄清:一是风险是否存在和风险是否容许不可混淆,二是过失犯和故意犯存在不法构造上的本质差异,不可适用统一的归责模式。故意犯以“行为人的实际认知”支撑主观不法的成立,因此当行为人基于特别认知开启风险实现可能时,就制造了禁止风险。过失犯中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不能产生特别的注意义务,特别认知的存在不能证立义务违反性的成立,仅当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避免特别认知到的法益风险时,才可能成立过失不法。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简介:"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简介:有关青春期亲子关系的研究犹如钟摆在'狂风暴雨'和'亲密无间'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Smetana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从动态的视角来解读青春期亲子关系,认为亲子冲突的发生与亲子间对不同事件的领域属性及父母权威合法性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有关,即亲子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于对冲突事件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的。在不同的领域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期待和认同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领域的事件父母应采取不同方式、以不同的程度实施监管,以保证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发展。具体而言,对道德、习俗、安全领域应给予密切关注和坚定引导,对个人领域应给予青少年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亲密有间'的健康亲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