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娜·阿伦特不曾应人之约而写书,甚至不曾应自己之约而写书。读者只需看看本书的情况即可明白这一点。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撰写的两本书。阿伦特对这两本书已经展开了相当多的细节,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计划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它直接源自阿伦特出版于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是该书尚未讨论的一个论题。

简介：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18481915）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indiePhilosophie）出版于1914年，全书体系严整，言简意赅，从中我们可以大致领会到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人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方式。

简介：弗雷德里克·奥拉夫松（以下简称＂奥＂）：马尔库塞教授,您作为一名社会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而广为人知,但是对马丁·海德格尔及其哲学在您的思想生涯中起到过的重要作用,我觉得知之者还是相对较少的。或许我们可以首先谈谈您与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哲学之间关系的基本情况。赫伯特·马尔库塞（以下简称＂马＂）：基本情况是,我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刚面世时便读了它,并在随后决定回到弗莱堡（1922年,我在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以便能与海德格尔共事。我在弗莱堡和海德格尔一起工作到了1932年12月。

简介：理性并不足以代表哲学。哲学就像诗歌、小说和戏剧一样,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品。哲学家置身于特定时代和环境中,和平常人一样有血有肉,他们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的见识和个人情感的影响。人们习惯把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考想象得古怪而高不可攀,而忽略了他们的哲学中也有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诉求和利益的思想。以柏拉图为例,其晚期作品显示出他对于适度原则的重视,以及他在＂幸福＂问题上的妥协。由此可以纠正以往对柏拉图伦理思想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简介：在1787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的＂超验演绎＂部分,康德着力考察了知性范畴的运用条件,从而引出了对于观念论哲学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的难题。作为康德哲学问题意识的直接继承者,费希特在他的知识学系统中直接将在康德那里仍然处于后设问题的自我意识论题中心化,试图摆脱康德哲学中过于浓重的传统哲学的阴影,以崭新的方式去处理这一论题。以费希特于耶拿时期写作的两版＂知识学＂中关于最高原则公式的讨论为中心展开考察,可以揭示在何种意义上费希特解决了康德遗留的困难并超越了旧的哲学问题域的。

简介：权力传承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是现象学应该研究的现象。《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通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传承模式的重要原因;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优势在于权力传承中相互共在的时间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显示民主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

简介：从语义演化、内在逻辑及现实历史的演进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于“正人”“治民”。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之政乃是中国特有“政治”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这一发展趋向。儒家政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顺应传统的“正人”之“政”的发展趋势,并以更大的综合性,为之提供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且使之在实践上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深化。

简介：反讽在罗蒂政治哲学中呈现出三副面孔。即反基础主义、私人游戏以及哲学家的去圣化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反基础主义意味着否定了哲学证成政治的可能性．否定了理性主义证成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私人游戏是说哲学家只能在私人领域从事创造性发明，而不能僭越。这两层含义的必然结果是使哲学成为私人事务，使哲学家走下社会立法者的神坛。而反讽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德行必然要求他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揭示社会无所不在的残酷，提供社会希望。哲学家若想在公共领域发言，必须改变身份特征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要注意公共修辞。

简介：莱纳·弗斯特（RainerForst）是新一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从分析英美主流理论开始,指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因为正义情境上的不同倾向,并力图把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结合起来。莱纳·弗斯特所提出的证成原则不仅是在阐述一种既符合普遍道德又满足特殊情境的规范性原则,而且也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关于权力的正义观,一种在规范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批判的新理论。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