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通行本和《集解》本蒙卦卦辞“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中的“告”,帛书本和汉石经皆作“吉”。自帛书《周易》出土以来,有许多学者开始脱离传统的看法,而越来越倾向于以帛书本和汉石经的“吉”字作为正解。然而,从蒙卦卦辞的文意来看,还是以作“告”字是;从赞同以帛书作“吉”为长的各种观点来看,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提出可以站得住脚的论据。虽然帛书《缪和》的确已将蒙卦卦辞的“告”解作“吉”字,但这种解法实际上是对蒙卦卦辞的篡改、曲解或误读;就笔者有限所见,在各种主要传世文献中,至少从西汉时代起,就基本上是将蒙卦卦辞解作“告”,而非解作“吉”的。说明作“吉”解读的帛书本和汉石经本并非主流版本。
简介: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分析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分析法学就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运用于法学理论的产物。但以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20世纪新分析法学却是建立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极为迥异的哲学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法哲学流派,新分析法学虽然在法学上主要继承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哈特法律理论之基础的日常语言哲学,还是作为凯尔森纯粹法学之基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它们在哲学品格上都表现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特别是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新分析法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法律实证主义与哲学实证主义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简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市场决定论”有本质的区别。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哲学为基础,主张全面私有化、非调控化和金融自由化基础上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既脱离了中国国情,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背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科学管控为条件,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前提,以开展平等的对外经济关系为导向,划清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
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设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职权差异较大,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含义应立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同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可知,代行职权的范围包括立法权、选举权和决定权,代行职权的时间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幕直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其不可能成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此时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仍能通过对中央人民政府具有约束力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