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缘起中国公证协会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时，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公证协会会长段正坤先生曾在人盟仪式上指出：“（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公证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被联盟的各成员国所认可，也标志着中国的公证制度已成为世界公证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域外公证人也为抵御英美法系入侵的力量因此得以壮大而欢欣鼓舞，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下的中国公证与欧陆盟员国之公证尚存在全方位的差距。单就公证事项的设定而言。

简介：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着力法律忠诚意识的培养，强调规范有效性的确证，申彰秩序信赖的稳定预期，致力社会同一性的维系，力图通过刑法规范的明文宣示和刑罚适用的惩罚教育，导引守法善行，贬抑违规恶径，实现规范认同。然而，积极一般预防以刑罚的强制惩戒作为教育公众遵循刑法，学习守法善行的手段，又不可能彻底撇离威慑，陷入威慑与认同的正当性纷扰之中；积极一般预防以法忠诚意识的训练为内容，而未能触及规范本身的善恶性质甄别，陷入忠诚恶法的正当性危机；积极一般预防凸显刑罚惩戒对公众规范意识的唤醒，抨击威慑刑对人的工具利用，无从实质改变积极一般预防将人作为预防公众犯罪的工具性效用，陷入工具正当性的困境之中。因此，刑法的知识转型需要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保持应有的警醒与反思。

简介：以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梳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它呈现出注重证成性、偏轻正当性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政治状况导致我国的法治发展同样陷入畸轻畸重的偏颇境地,体现在宪法领域就是：宪法浓重的纲领性影响宪法的有效规范性,宪法的富强精神突出、民主精神羸弱,宪法的发展追求事实上的实效性、忽视规范上的合宪性。失衡的政治导致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弱化,体现在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立法体制的行政化以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未来法治中国的建设发展应以证成性与正当性有机统一、基本均衡的政治作为基础。

简介：<正>目次一、问题之提出二、公司慈善捐赠的正当性证成三、利益均衡———公司慈善捐赠多维度法律规制之逻辑起点四、公司慈善捐赠的多维度法律规制五、结语一、问题之提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担社会责任。"该条关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从宏观上消解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危机。公司法在总则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这种对司的社会责任承担的要求,在全球公司法中尚属首次。学界普遍认为其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②但是该条规定原则性有余而实践性不足的点,并不能为公司社会责任项下的公司慈善捐赠提供具体的法律指引。

简介：摘要：20世纪末，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要求“政府放手”、“解放媒体”的浪潮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宾州大学宪法与传播法教授的查尔斯·埃德温·贝克（C. Edwin Baker，1947-）看到了这股浪潮背后可能存在的自由主义危机，在一片“反干预、反规制”的呼声中，贝克疾呼：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风靡全球的“传媒解禁”，根本就是错误的。为此，贝克选择了以市场和民主理论为视角，系统论证了政府介入媒体并保障媒体自由的正当性，希望借此破除公众对自由市场的迷信和对政府“条件反射式”的反对。

简介：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与国家、司法的合法性问题相联,但个人也保留了一定的私力救济之自然权利,　　二、私力救济的正当性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性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宪法学课题.无论是从制宪权的内容还是从制宪权主体的角度出发,既有的宪法理论都没有能够妥当地说明这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需要从1949年“建国”的正当性原理当中去寻找.以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共同纲领》为集中体现的建国行动,包含了一项以人民的名义向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即未经人民正式选举产生的新政协代行正式人民代表的职权,目的是为了正式的人民代表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无拘束地自由出场,以便自由地制定出正式的宪法.这个原理可以被称为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基本法.

简介：关于是否应当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我国未来民法典的问题存在颇大争议,原因在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属性与补偿原则和得利禁止原则相冲突。本文从论证补偿原则和得利禁止原则起源的角度,认为这两项原则在私法范围内的适用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从而破解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所陷入的困境,并提出应当打破公法对于惩罚的垄断,在私法的范围内预留惩罚的存在空间,通过提高私法惩罚的额度来丰富私法的责任形式,从而控制损害的发生。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到我国未来民法典当中不但正当而且具有重大意义。

简介：民办幼儿园是市场经济衍生出来的产物，其经营理念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等不良特征的影响，将民办幼儿园的营利行为推向新的阶段。此外，家长不正确的权责观念也助推了这一新阶段的形成。在这场责任与生存的博弈中，民办幼儿园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简介：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抉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简介：北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拥堵状况也令人生畏。面对如此严峻的拥堵状况,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该规定的核心是摇号政策,然而摇号政策备受争议。市场失灵是政府管制的前提条件,但是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导致政府管制,因此必须证明摇号政策的正当性。本文通过对摇号政策与可替代的征收交通拥堵费、限行政策、道路建设、牌照拍卖政策之间的比较推演出摇号政策的正当性。同时摇号政策也存在着一系列价值及制度层面的问题,望通过分析给出合理建议。

简介：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两朵乌云'现象,现有的主流理论均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应定位于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以及对交易成本的减少与克服。应当围绕该价值目标对智力成果设定产权制度,合理划定其适用边界,着力对市场机制予以恢复和完善。

简介：人身保险，指以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中小学生人身保险，是指以中小学生的寿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简介：保障失信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是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对人民法院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工作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梳理需要特别保护的失信被执行人权利范围、分析当前执行工作中对这些权利保护的不足,并立足于如何确保执行行为的正当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具体建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完善,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法律依据的具体化。二是合理适用惩戒措施,准确选择和适时调整惩戒措施,以求实践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精准保护。

简介：代位执行虽以债务人的债权为执行标的,但其又指向的是第三人的责任财产。代位执行程序的目标主要在于提高执行效率、迅速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这是其具有正当性基础的重要支撑。此外,代位执行程序的正当性也来源于第三人相应的程序保障和对第三人的执行依据——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与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密切相关的,对第三人的强制执行也是整个对债务人强制执行程序的一部分。完善代位执行程序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衔接,将最大化的发挥两个制度所具有的功能。

简介：对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判断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规范依据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规定,行政法中的相关限制警械、武器使用的规定是防卫相当性的类型化、具体化规定。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该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行为时一般的理智第三人的立场进行判断。据此,＂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应属于正当防卫。解释论的角度只是权宜之计,还应该从立法论的角度系统解决警察防卫问题。

简介：当事人和解程序是新刑诉法增设的一种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何以减轻刑罚？法理何在？现有的理论探讨均从功利性的视角进行论证,或割裂诉讼法与实体法之关系,或有抽象空洞之嫌。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法理论证,应从功利性视角转向正当性视角,寻找其与传统刑法理论的契合点。人格责任论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罪责,为当事人和解得以减轻刑罚提供了实体法的理论依据。基于人格责任论的立场,当事人达成和解,虽不能减少犯罪人的行为责任,但对犯罪实施后的人格形成责任进行了有利的评价,从而减少了犯罪人的罪责。

简介：专家第三人责任的成立与否涉及很多的利益衡量。英美国家的规范性责任控制工具是"注意义务",而德国法主要是通过控制合同责任的扩张来实现责任的控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可预见性"、"使受害人获益属专家行为目的范围内主要的事项"、"密切关系"等因素是成立责任的重要因素;成立责任与否需要进行多政策因素的综合考量。

简介：《刑法》第30条的立法解释颁布之后,围绕该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正当性以及该立法解释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定罪量刑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通过对该立法解释的正当性进行研究、对该立法解释的再解释,得出了结论：该立法解释具有正当性,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在实践中的规制与该立法解释并行不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采用＂行为共同说＂更加妥当。

简介：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我国法官来源和法院工作群体配置及运行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诸多差异，而高素质法官的选任和法院工作群体的合理设置，是实现司法独立和效率，最终实现司法正当性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