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安倍政府全面介入南海事务,改变了日本长期持有的“名义上”不过分干涉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的政策。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日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希望日本配合介入南海以及东盟各国以美日等域外大国平衡中国影响等因素,是日本改变其南海政策的重要原因。当前,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重心已转向政治、军事安全领域。随着2015年日本通过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日本在南海海域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其未来动向值得关注。

简介：《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理政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成为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帝王、学者取之不尽的人文典范著作。《周礼》的方志价值在于,《周礼》不仅构建了地情职官制度以及地情档案保存制度,而且出现＂方志＂一词,形成后世方志的基本内容体系,把地情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摆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揭示了治国理政与了解掌握地情之间的内在规律和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方志的形成和发展编纂奠定了基础,开启了后世专门编纂方志之门。

简介：陈寅恪不仅提出了＂敦煌学＂的学术概念,而且在敦煌学的草创时期,熟练运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对隋唐政治史、佛教史、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成为其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陈寅恪引用时人所说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并非限于指外国人掠夺石室宝藏,更在于强调我国学术研究之落伍。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方法与成就,对于当今敦煌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他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享有盛誉。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尘谈》深得蔡元培赞赏，遂于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此．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并占有一席之地。他叫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二人并称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波澜起伏、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简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教育教学中,我校开展了“七色阅读:活动,助力孩子们的语文学习。

简介：2010年在成都出土的《李君碑》为墨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基础资料。从始刻于阳嘉二年的《李君碑》记载看,东汉时期仍然儒墨并称,并可在学校公开传授墨家学说。这与史学界通常认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墨学几成绝学的定论不符。墨学由显而绝是自然衰微的结果,与统治者的打压并无太多联系。其衰微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传承与创新。碑文＂同心齐鲁,诱进儒墨＂为墨子是鲁国人提供了新的佐证。

简介：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引咎辞职。关于张学良辞职经过,一般都采取王卓然在《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一文中的说法,认为蒋介石从南京北上,先让宋子文与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转达要求张学良辞职之意,说正如两人同在一条船上,目前风浪太大,必先下去一人,才能免遭灭顶之灾。然后蒋介石才与张学良见面,张即断然辞职。20世纪50年代,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说：＂我谒见蒋委员长于平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

简介：本文通过对研学旅游主体、研学旅游安全内容以及安全风险因子进行划分与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主体一参与研学的师生、客体一研学旅游基地、媒介一旅游公司与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特征与内在关系,探究研学旅游安全风险来源,借鉴日本研学旅游安全管控的经验,提出我国研学旅游安全管控体系,并认为研学旅游安全管控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建立研学旅游基地基础安全责任制度;（2）增强青少年学生的安全辅导和教育;（3）完善研学旅游产品设计;（4）建立并完善相关研学旅游安全的法律法规,并制定安全保障准则与规范;（5）建立研学旅游基地划分标准与数据库.

简介：魏晋隋唐方志处于中国方志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它的研究从元末明初的辑佚至今逐渐扩大至目录、校勘、版本、考据等多方面。当中历经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几大阶段，至21世纪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学术视野更开阔、研究角度渐多。但就研究现状看，尚存在成果多而零散、重复性研究较多、对经典成果过度依赖、缺乏对材料挖掘利用的问题，研究尚有较大空间。

简介：卷轴是书画艺术的一种独特展示与收藏形式,卷轴书画画芯表面的折痕不仅影响展陈效果,而且降低了书画文物的保存寿命。为此,利用超景深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分析了卷轴书画折痕的微观结构,探讨了折痕产生的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结果表明:小直径收卷是书画产生折痕的重要原因之一;收卷直径越小,书画出现折痕的现象越明显。通过在地杆处加轴管以增大收卷直径,能够有效减少折痕和断裂的产生。该方法保持了中国传统卷轴书画的装裱形式,维持了书画的原貌,并能够有效保存书画展示的传统韵味。研究结果为探讨书画折痕产生的机理和防治对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简介：首次从学科体系出发研究运河学,从运河学提出的背景意义出发,提出运河学的基本概念,分析了运河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运河学的内涵,进而提出了运河学的分类：理论运河学、应用运河学、运河史学;同时讨论了运河学的研究方法：整体性研究、综合性研究、比较法研究。对运河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究与展望：明确运河学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思路;整合力量,多方联手,建立运河学学术体系和专业课程;面向现实,服务社会,为运河学的构建创造良好环境。在全面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下,对推动大运河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弘扬,助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简介：伴随着边疆形态的演变,中国边疆学经历了由“文化范式”“疆域范式”到“民族范式”的转换,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区域范式”。在“区域范式”下的中国边疆学建构中,“腹地—边疆—周边”的观察视角和“大—中—小边疆”的层次划分构成了“硬核”。中国边疆的典型事实构成了相应的“保护带”:地广人稀、人口年轻、财政转移、第一产业发达,边疆县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中表现突出等。通过运用正面和反面启发法,将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提供支持。

简介：黄宽重教授在宋代政治、军事、家族、基层社会、文献等领域多有重要的学术成果。近年他就南宋史研究提出了延伸议题与开拓史料的倡议,主张将南宋史的研究重心由以往过于密集的关于名宦大儒的议题适当延伸至对于中低层士人、官僚的考察,以期更为完整地了解与把握历史的复杂面相。而要对这些较为普通的人物做充分的研究,个人属性突出的宋人文集尤具价值,文集以其内容的丰富性、性质的亲历性以及反映人际关系的多样性等优势,在史料价值上远远超过了正史、编年史或传记资料。黄宽重:《开拓议题与史料:丰富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第5—10页。另可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205页。黄氏新近出版了专著《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该著撰述的思路与内容正是以上学术理念一个具体的展示。

简介：2008年春天，笔者采访茅盾（沈雁冰）之子韦韬时．荣幸获赠到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书中有多处用黑色钢笔修改的痕迹。显然，这是韦韬的手边书，不知被他翻阅过多少遍．书中的错别字及不恰当的地方，

简介：边疆学原理研究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性工作,其前提是将研究工作做恰当的设置。所谓原理研究,不是边疆学原理的完成式而是进行式,即使是一般性地名词以及词组的阐释,也不等于边疆学学科的原理研究。原理应该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得出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在实践中反复得到了证实,才为规律性的认识;研究学科的原理,是为了找出原理或提出原理的一种门径方法论。边疆学原理与其原理研究,应该是先有大量的研究,其后才有原理的提出,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学术过程。

简介：创业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而高效创业学教育的核心是'育人'。以'育人'为目标的创业学教育定位,事实上是将创业学教育纳入素质教育范畴,贯穿于教育、管理、服务一体化的育人过程。因此,推进高校创业学教育,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创业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简介：北宋至今已有一千年多年,我国的古代建筑历经自然灾害,人为破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有的甚至破坏殆尽,只留在史书之中。文章针对北宋时期的佛塔进行型式划分,以便更好地了解北宋时期河南地区佛塔的发展与变化。

简介：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点燃了他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到敦煌的前数十年里,他被敦煌壁画的精美绝伦折服,他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达到380幅,被称作'敦煌痴人'。80年代,在他的领跑下,中国敦煌学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新时代,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外国学者主宰敦煌学讲坛的局

简介：本文以Talmy（1985,1991,2000）29提出的运动事件词汇化类型学（lexicalizationtypologyofmotionevents）为理论基础,以Slobin（1996）30的语言对比研究为参照,探讨汉法运动事件书面语表达的类型学特点。本研究选择汉语和法语各5部近现代小说随机抽取语料,主要对其运动事件表达片段在运动动词使用和背景成分描述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书面语特性,特别针对语料中方式概念成分替换表达方法和运动事件片段汉法互译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作者前期研究中汉法运动事件口语表达31所呈现的特点,深入剖析两门语言的类型学特征。

简介：《四时纂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书，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技术，亦包含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是我们研究唐代乡村社会的重要史科。书中记载的疾病防治条目可分为占卜择日与疾病预测、岁时节日与辟习俗、药角植物与治病方剂三大部分，虽然混杂了不少迷信和巫术的色彩，但亦有民间生活经验的合理成分，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唐代农人内心世界的疾病恐慌，以及对疾病知何产生的认知和为了应对疾病带来的伤亡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对《四时纂要》中的疾病防治研究有利于拓展唐代疾病史的文献来源。进一步弥补了正史和医籍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