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生态、资源、人口、教育、科技等诸多因素，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公益性、整体性的特点。实施生态治理，牵涉到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多个利益主体，需要统筹规划，协调配合，才能确保治理的顺利开展。但目前我国生态治理工作存在着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多部门配合失调以及公众参与障碍等诸多问题。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协调观，培育有利生态恢复的生境；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形成多级治理合力；加强部门职能的协调，创新联合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强化科学管理，确保治理质量；调动广大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夯实合作建设的基础等多部门合作与协调势在必行。

简介：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协作成为治理模式转型的一个新方向。在对协作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协作治理的理解框架。该框架由起始条件、过程和结果三部分组成，并且每个部分包含了多个关键的要素。围绕这些关键要素，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西方学者的相关文献，为我国复杂公共问题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简介：＂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简介：当前生态问题凸显,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征要求生态问题的府际协作治理。然而,集体行动的逻辑往往使各地方政府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因此,实现生态的府际协同治理的关键是促进区域内各政府单位的良性合作。

简介：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简介：爆炸、袭击、绑架……对于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事件，或许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很少有人能想到，6月份以来．一个极端组织能够在伊拉克掀起如此大的进攻狂潮．让人们对整个中东局势另眼看待。伊拉克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不愿让他们的家园再次成为战场．但战争为何“频频光顾”？局势失控的背后．伊拉克国家治理模式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甚至彻底的败局。潜藏在败局背后的恐怖主义态势、教派冲突、库尔德人独立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伊拉克，成为整个中东失序的根源。而伊拉克将如何影响国际反恐态势、中东地缘格局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同样值得观察。

简介：网络舆情在彰显公民政治态度,保障公众舆论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情绪舆论、负向舆论以及虚假舆论的滋生和蔓延。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围内,防止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销蚀,是构建网络舆情生态的关键性议题。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要转变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以达到网络舆情风险控制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网民网络舆论自由的权利,又要适度干预网络突发舆情,以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同时,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技术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探索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简介：今年以来,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在徐汇的有效实施,徐汇区人大常委会聚焦环保工作瓶颈,监督区政府深入开展生态源头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落地落实。专题视察破瓶颈今年5月,区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精细化专项监督调研的工作方案》,将生态环境保护源头治理作为监督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项重点内容。方案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醇晨担任组长,各位副主任担任副组长。方案通过以后,区人大常委会发动人大代表广泛参与,加强各专工委之间,专工委与街道人大工委、镇人大之间的整合联动,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源头治理的瓶颈问题深入开展监督视察。

简介：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选举式民主这种治理模式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在选举式民主治理之外,又出现了协商民主治理、多中心民主治理和参与式民主治理等三种典型的民主治理模式。这三种民主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优劣。中国的民主治理,应该针对政治民主建设的不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采取不同的民主治理模式。

简介：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使公安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章从近年来公安政治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入手,分析了当前公安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公安生态环境的治理对策,这对于促进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高公安机关公信力,增强队伍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互联网公益作为新兴的公益形式,是“互联网+”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公益随着技术进步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生态:一是在网络社会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二是互联网公益领域的不规范操作频发,公益运作效果良莠不齐。这种生态状况与公益行动者的分散与聚合、技术使用的效度与限度、制度建设的道与术,这几对互构式机制密切相关。随着公益领域的技术支持愈发智能,公益组织的结构日益多样,亟需更具创新性的治理思路。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生产正向的互联网逻辑,促进公益行动者进一步共享技术红利,并在多方参与的形式下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将有利于推动互联网公益走向平衡的健康生态。

简介：生态文明消费模式是当前中国消费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它是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体现，有着不同于其他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涵。构建生态文明消费模式，需要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消费文化中寻求理论来源，需要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需要完善各种消费制度，也需要各种组织机构在消费实践中共同努力。

简介：加拿大在环境治理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协调问题，发展出“跨界合作模式”，强调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并在众多环境领域创设出许多绩效显著的典型治理机制，解决了制度供给问题。而我国传统的“行政调控模式”，强调上下级间的权威性调解和控制，并弱化政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虽然具有高效权威的优点，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化解环境治理主体间的恶性博弈，不断酿成“公地悲剧”事件。加拿大模式具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特征，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我国借鉴加拿大模式时在制度供给上受到了体制制约，但仍有制度创设空间。

简介：近年来,中国环保产业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区域治理变得尤为重要。新的时代,宜兴环科园也在不断自我思考,与许多环保界专家、人才一起在环保事业中寻求进步与发展空间,探索一条适合当代环保治理的新道路。一、新加坡治水经验给宜兴环科园的启示近年来,宜兴环科园在与新加坡深入合作过程中,发现其治水成功经验对中国环境治理,特别是区域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加坡的治水经验被认为是人类的奇迹。这样一个严重缺水型国

简介：乡镇政府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对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识不充分，以及生态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都制约着乡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在乡镇区域内通过更新治理理念、重构主体结构、变革治理方式和创新治理机制，达到提升乡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目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镇区域内生态的有序治理。

简介：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的三个领域均产生了不少问题。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弊端，源于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发展三角”的失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鼓舞人心，意味着我国现代化事业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应逐步转向“大协商”的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走出一条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民主道路，关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能否实现，关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简介：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非政府组织仍处在起步阶段,数量和规模落后于美国。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在法律法规、登记制度、财税政策、监督机制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生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启示我们:要加快法制建设及规范财税制度,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放宽登记制度及完善监管体系,依法治理非政府组织;弘扬"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精神,促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生协调发展。

简介：京津冀区域治理需要建立综合主义的模式,在此观点之上,本文提出了京津冀现阶段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的治理网络和需要整合的事务,并且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分阶段提出了京津冀区域治理的组织模式以及每一阶段需要建立的组织以及每个组织的职能。

简介：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