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推进我国犯罪心理画像的研究与实践，应效仿龙博罗梭与雷斯勒、道格拉斯等人的研究途径，即对监狱中各类罪犯尤其是重刑犯进行生理、心理、行为、现实状况、人际关系、既往经历、创伤体验等信息的收集与统计。类推于我国，就是充分发掘和利用好公安监管场所在押人员集中这一优势，变看守所单纯“仓库”身份为“仓库＋图书馆”；变监管民警“保管员”为“保管员＋研究员”。为此，建议在看守所中设立犯罪人刻画机构，其下设访谈与分析、勤务、外联三个部门。

简介：在人口老年化和老年人犯罪率上升的双重催化之下,老年犯罪人这一特殊犯罪群体逐渐进入到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讨论的视线。进行构建老年犯罪人暂缓起诉制度的尝试,以期在对老年犯罪人宽缓处遇的道路上开辟一条新路径。构建老年犯罪人暂缓起诉制度,在理论基础上,与起诉便宜主义相契合,与人权呼声相关照,也是刑法谦抑性之需要;在现实基础上,顺应规范上的保护趋势,与刑事和解制度相呼应,且老年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社会危害性不高;在制度构建上,需要在适用范围、监督程序、排除适用、效力及撤销等方面进行设计。

简介：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具有愈加鲜明的独立人格和权利地位。同时，女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了相应的转变，女性犯罪率急剧增长，社会危害也更加严重。女性犯罪因其特殊的心理、生理因素，形成了区别于男性的犯罪动机、犯罪行为和犯罪手段。因此，犯罪现场痕迹会表现出女性犯罪人的某些稳定而特有的行为特点。

简介：我国目前对行贿犯罪的刑罚处罚过轻,并且缺乏处罚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以及项目投资、建筑系统等重要领域的行贿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轻刑化不足以抑制行贿犯罪的滋生。因此,我国立法上有必要规定,在商业贿赂犯罪中,严重的行贿犯罪应该与受贿犯罪刑罚处罚一致,即特定情形,比如商业领域中,主动行贿、多次行贿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甚至其危害性严重于受贿犯罪的情形下,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法定刑的量刑档次上应该是相同的,然后根据各自的量刑情节在该量刑档次中进行刑罚处罚。

简介：我国刑法中存在将部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量刑的立法例，可称之为帮助型犯罪。帮助型犯罪与共同犯罪存在交叉，其实行行为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但却单独定罪量刑，并且部分脱离了对关联犯罪的从属性。新行为无价值理论为此立法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帮助行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共同犯罪处罚的漏洞为其出现提供了现实需求。但帮助型犯罪对共犯从属性理论的突破以及部分罪状描述过于简单，导致与关联犯罪中帮助行为区分的模糊性。

简介：12月13日下午3时11分，宁波的龚师傅驾驶一辆灰色吉普越野车到鄞州区建设路附近去办事，突然一名中年男子拄着铁锹蹿出来，拦住了去路，硬说龚师傅驾驶的越野车撞断了他的右腿，还恶狠狠地叫嚣说：“你有钱就拿钱砸死我呀!”龚师傅随后报了警。

简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犯罪是由贫困所导致的传统犯罪学理论日渐式微,而长期被忽视的社会中上阶层人士的“白领犯罪”问题则成为研究热点。面对近年来全球日益凸显的白领犯罪问题,2015年11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白领犯罪国际研讨会”围绕这一主题就企业合规管理、白领犯罪特别执法、国际性内部调查和信息披露、法人犯罪、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侦查与执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文对会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概括和梳理,以期如实反映会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推动对白领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简介：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都认为犯罪是法律现象,但严密考察时会发现犯罪同时显现出四种现象,即法律现象、生理现象、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因此研究犯罪应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这些考察综合起来已接近了治罪所秉持的综合治理理论,且有较深的意涵,能够发挥启发深刻思考的作用。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修正。在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刑罚目的与立法技术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从＂重受贿、轻行贿＂转变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的刑事政策,更侧重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表现出预防性的立法目的以及抽象与具体兼顾的立法技术。在理论与规范的层面上,本次修法也与刑法教义学有一定的抵牾。

简介：犯罪与警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现象，是古今中外社会治理的一个古老话题。犯罪的产生及存在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主要因素，因而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而警察作为控制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业力量，则是实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简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0多年来,毒品犯罪泛滥蔓延,成因复杂,形势严峻,研究方法多样,研究理论纷呈。作为典型牟利性犯罪,获取暴利是毒品犯罪动机的触发点,也是其犯罪目的的终结点。综合各种国内研究理论和毒品犯罪的牟利特征,当前涉及对毒品犯罪所获之利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学理论、金融调查策略、洗钱犯罪控制三种理论。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涉及这三种理论

简介：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青少年由于年龄、心理发育不成熟分析问题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差,看问题简单、片面,待人处事往往感情用事,普遍具有好奇、利己、攀比、逆反、模拟和喜欢寻求刺激;有的青少年法律观念淡薄,知识匮乏往往受一些影视作品、电脑游戏、书刊杂志等不健康内容的影响,对行为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青少年性格内向、孤僻,加上来自学校、家长、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心理长期受压抑,缺乏倾诉对象,容易导致心理扭曲;有的青少年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常以“自我为中心”,好逸恶劳,贪图安逸享受,追求高消费,讲排场,摆阔气,私欲极度膨胀,争强好胜,固执偏激,一旦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受到外界因素刺激,就会铤而走险。

简介：我国犯罪学长期以来比较忽略犯罪测量的研究，极少探究测量与统计资料的形成来源，由此可能造成对刑法的选择性与部分性缺乏质疑、立法与执法难以与社会脉动同步、缺乏证据而形成刑事政策等。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建立起系统性的犯罪被害人调查制度，通过对官方统计的比较与修正，已成为各国了解本国犯罪现状、特征及变化趋势的可靠数据来源，也为犯罪学特别是被害人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我国正处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时期，亟待建立全国性的犯罪被害调查制度。

简介：《周易》是＂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经典,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可以称为集精蕴萃之宝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总纲,于治国理乱、处罪论刑,也为历代治平之要。因此,对《周易》中关于＂罪＂的相关理念与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周易》有关犯罪问题的逻辑脉络与学说体系至关重要。《周易》以＂德道＂来说明处在不同位上的人应如何＂守分＂才能＂大有＂,核心则是对人欲的认识;以＂中道＂强调＂度＂的把握,即对＂人欲＂的＂损＂、＂益＂得当,便不会获罪;以＂正道＂讨论执法者心正才能不偏私、不废公。《周易》自阐发人欲而始,阐述恶与罪之辩证,主张协调利欲以化除恶与罪,以教化与刑罚交互为用,终成治世之功。

简介：近年以来,单位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将成立单位犯罪作为减轻自然人刑罚的理由甚至辩护理由,这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从英美法系较为成熟的法人犯罪理论来看,法人责任的根据主要有“原生责任说”与“次生责任说”两种模式。我国的单位犯罪理论正是基于“次生责任说”的固有观念,存在许多问题。应当采用“原生责任说”的认定模式,独立考察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因此,对于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无须严格区分,既成立单位犯罪又成立自然人犯罪的,自然人应适用更重的刑罚。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处罚相关自然人。在自然人与单位都可作为某一罪名主体的情形下,在定罪和量刑标准上单位犯罪应当与自然人犯罪一视同仁。

简介：【裁判要旨】职务犯罪中，被告人在检察院立案后经电话通知，主动前往办案单位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简介：犯罪恐惧是犯罪率之外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另一重要指标。社会治安治理应追求对犯罪率和犯罪恐惧的双重控制,而要控制犯罪恐惧,首先需要合理设定犯罪恐惧的测量标准,准确掌握犯罪恐惧的真实状况。国内外犯罪恐惧调查主要从认知层面、认知—情绪层面、行为层面测量犯罪恐惧,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测量困难性和条件现实性考虑,建议从认知—情绪层面测量犯罪恐惧,但要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其他测量标准。

简介：近年来,日本老人的犯罪率不断飙升。据外媒报道,在日本老龄化趋势下,2015年老年人的犯罪数量首次超过青少年。日本警察厅数字显示,2015年上半年65岁以上人士涉及犯罪的个案超过2.36万宗,14至19岁青少年的罪案数字则为约1.97万宗,是1989年开始以年龄层分类犯罪数字以来,日本老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数量首次超过青少年,且大部分为暴力犯罪。调查显示,日本人正在变得越老越＂坏＂,而且以＂惯犯＂居多。

简介：犯罪学学界对犯罪预防的概念界定不清，具体存在犯罪预防称谓的混乱、犯罪预防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犯罪预防在犯罪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看法等问题。这不仅严重限制了犯罪预防理论的发展，还导致其指导预防和减少犯罪实践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对犯罪预防的概念进行厘清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广义的犯罪预防概念的产生背景以及犯罪预防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狭义的犯罪预防，即刑事政策中的社会预防措施，才是犯罪预防的应有之义。

简介：“共同过失犯罪”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概念已无法回避。但关于其性质，理论界一直存在共同（故意）犯罪、过失同时犯罪及独立犯罪形态说之争。根据因果关系理论，行为与危害结果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结果负责，这也是因果共犯理论的基础。对于“共同过失犯罪”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中断与否等因素的个别分析，按照单独犯罪予以解决。对过失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量刑能够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做到罪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