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止观原是佛教徒普遍的修行方法，在印度佛教各个流派也都是十分强调止观双修或定慧并重，早在《奥义书》中就有类似的思想，如《瑜珈真性奥义书》说“盖瑜珈而无智识，则其为解脱也无力。是故欲得解脱者，必瑜伽与智识坚定双修。”意思是说，只有将瑜伽(调整呼吸，凝神观想)修行与智识(智能)、禅定修习与理论思维紧密结合，才能达到解脱。

简介：近几年来,佛、道、禅均为人们关注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由于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风采,引动了千万人之心,社会上兴起了阵阵“禅宗热”。然而,观览书市上种种谈禅之书,或“禅外说禅”,泛泛而论;或大量翻译日本学者的论禅之书,未触中土禅法特质。如何把禅宗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放到中外

简介：道教认为人体各组织器官乃至最微小的机体均有神灵，这就是身神，而每个神灵均有各自不同的姓字、状貌、服色。如能存神于体内则身体安康；若为外物诱引，神灵出游则身体多病；如果身神不存则生命消亡。因此，欲祛除病邪，延年益寿，就要存守身神，使神不外驰；若神外游，则需要存思使之回归于形体；如欲长生成仙，则必须运用许多复杂的存思方法

简介：古兰学(‘Ulūmal—Qur’an),是以伊斯兰教根本经典《古兰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系伊斯兰教基础学科之一。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文的降示概况、经文的记录、收集、整理、统一定本、章节划分和排列、经文的分期、不同的读法(包括因单词格位、变态

简介：佛教的弥陀净土信仰在汉魏之际就传入中国内地,两晋开始流行。东晋东林寺僧慧远(334～416)原受学于名僧道安,太元六年(381)入庐山,“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与谢灵运、宗炳、戴逵、刘遗民、雷次宗等相交论道,与鸠摩罗什亦书信往返,讨论佛学。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学者名僧123人,集

简介：引言阿弥陀净土的西方净土变的制作，可以上溯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①然而，此等早期作品范例之现存者，不仅数量极少，而且画面构成也很单纯，所画尊像的数目及景物的种类亦少。但进入初唐期后，正如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见，作品数量飞跃增长，而且出现了在覆盖全壁的大画面中图绘数量庞大的尊像和景物的新型范例。亦即可以认为，在中国的西方净土变历史上，唐代可谓是一个量与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划时代时期，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大画面范例，并在全国范围内流布的时期。

简介：大约在最近的一百年里，主导着《诗篇》的学术研究是奠基于衮克尔（H．Gunkel）和莫文克（S．Mowinckel）的早期作品之上的称为形式考证（FormCriticism）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把《诗篇》当作一篇篇的作品，并且试图把类似形式的诗歌（如颂赞诗、诉苦诗和感恩诗等）分别划入它们可能归属的界定范畴之内。这种方法同时也注意到每一首诗歌最初写作时特殊的“生活处境”（settinginlife）或场合促使了写作。

简介：序言笔者曾在叡山学院召开的以'戒律与伦理'为主题的日本佛教学会上,发表了关于禅宗'清规'成立的经纬及其历史意义的论文,并以《从戒律至清规——北宗的禅律一致及其调和下清规的诞生》为题,刊登于《日本佛教学会年报》淤。其要旨在该论文的'结语'部分做了总结,在这里转载如下:1.作为山林佛教成立的东山法门,继承了头陀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有着以'开悟'的获得为目标的独自的修行方法与生活规范。因此,他们并不关心得度或

简介：判教，亦称教相判释，就是对如来教导众生的各种言论进行分门别类，组成体系，并予以解释。南北朝时期，佛典译传既广，经论由之大备，在比较、鉴别、吸收、消化其义理的同时，为突出某一种经典并协调与其它经典之间的矛盾，遂形成了许多种判教学说。这些判教学说就成为天台判教理论得以形成的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

简介：“菩提伽耶佛像”先于七世纪中叶时,经由高僧玄奘和使者王玄策等人介绍到唐都,其表现是作触地式手印的单体坐佛。这一佛像类型刚传入中国时,被认作是菩提伽耶大菩提寺中圣像的摹本。七世纪末首见“菩提瑞像”的名称,并且在各地广为流传。然而,中国地区的触地印佛像中,很大一部分都装饰有耳环、项链、手镯或王冠.具“装饰佛”或“宝冠佛”的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唐代的“触地印装饰佛像”,是由“菩提伽耶佛像”与“装饰佛”两种不同的佛教图像融合而成的新图像,并分析它在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及其后的流传。

简介：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简介：本文针对韩国学者提出的道教核心思想“神仙思想”系从“韩国传到中国”的论据，展开了道教成仙信仰形成的再讨论。首先论证了韩国“太白山”不是“三神山”，燕齐方士仅是中国古代神仙思想中的一支代表。其次用大量篇幅阐述了道教成仙信仰的形成，虽与古代中国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还曾受到古代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发达的宗教观念及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养生实践等之深刻影响，这几方面的因素，缺一都不足以导致道教成仙信仰的建立。由此可知，韩国学者所说的神仙思想“首先传到同韩族疆域相近的大陆山东省、河北省，接着传到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是，道教乃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简介：2002年6月26～28日，由台湾大学历史系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合办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海峡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美国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一会议，共提交学术论文43篇，此外，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与台湾中央研究院

简介：中国古代固有哲学一直把天、道、太极、气作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同时也代表宇宙整体的基本范围。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本体论思想深受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除了“天”以外，中国固有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价值取向和思维理路，都极大地左右了中国佛教本体的形成与演变。其始自于汉代，以中国的相类范畴比附佛教的本体范畴，主张真理与主体、本体与主体的一体化，突出地高扬本体与现象相即的思想，创立了富有层次性与圆融性的本体论思想。

简介：本文从汉藏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名称,教经典及领袖人物的地位,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上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认为内外调和性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主要特点,内部调和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一大特点。两地佛教吸收、糅合佛教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的特性都表现的很突出。两地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理论有了一定的积淀和觉解,打破原教旨的发展顺序和结构体系,从时空维度对印度佛教做了调适与会通的工作。判教也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另一大特点。在这种内外调和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始终处在两地佛教的主导地位。用特殊的范畴,命题来梳理、重组、整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两地佛教都有系统的修持实践,但修持的方式各有不同。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合的形式不尽相同,汉地佛教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相协调的位置。而藏传佛教则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这也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简介：中国禅宗的传承一直上溯至昔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间传佛心印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云南鸡足山则被认为是摩诃迦叶的道场。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体现的＂传佛心印＂,到菩提达摩的＂祖师西来意＂,再到中国禅宗＂以心传心＂的确立,其中既体现了中国禅宗＂心＂的宗教形成的脉络,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本文就＂拈花微笑＂、禅宗传法世系的确立与禅学向＂心宗＂的过渡之互动关系略做探讨,并以此来说明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形成的佛教中国化背景。

简介：本文立足于相关的一手西方文献材料,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表现做了翔实细致的历史考察,从国别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实然状态,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本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在于: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孕育之后,ethnohistory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于20世纪50~70年代成为显学。在该阶段,组建了ethnohistory的专业学会(AmericanSocietyfor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其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至今。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陆续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战后ethnohistory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传统,尤其是沃格林(ErminieWheeler-Voegelin)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以及政府部门的鼓励与合作密不可分。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诠释的新拓展,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同时,也有经验研究的新尝试。这些新拓展与新尝试,突出表现了以民族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民族学、兼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双重含义与互补的特点,强调了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的重要性,强调了档案、田野等各种证据互参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文化过程理论的重要性。兴起与凸显阶段的ethnohistory,虽然组织机构、学科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做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但还是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ethnohistory的日渐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ethnohistory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

简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在大都兴建释迦舍利灵通塔、大圣寿万安寺,与元成宗铁穆尔元贞元年(1295)在五台山修建万圣祐国寺、大德五年(1301)修建释迦大塔的内在关联与政治、宗教意涵向来被研究者所忽略。忽必烈在大都的塔寺兴建,与成宗铁穆尔在五台山的塔寺兴建实际是元初构建'藏—汉'佛教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实践之一。'藏—汉'佛教整合的跨地域、跨种族、跨(民族)文化的佛法体制与多元民族统一的王权系统互相依赖与支持,'藏—汉'佛教体制为多元民族统一国家的世俗统治者提供其统治神圣性和合法化的理论解释和支撑,多元统一的世俗王权又进一步推动这种'藏—汉'佛教体制的整合与发展,这无疑是中古以来王权与佛法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