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戒律为佛法之生命.佛法住世久暂,无不以是否制戒摄僧而定.佛陀制戒之本怀,即在于此.《善见律》明确指出:“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戒律之存亡,实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系.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灯灯续焰,有赖义通大乘、被机最广的《四分律》一系.而《四分》一系之开宗弘化、护法安僧,则全仗历代祖师沥血呕心的辛苦经营.魏晋六朝,律法西来,祖师们摩顶放踵、箪路蓝缕,奠定百代基业.隋唐盛世,道宣律师横空出世,综论百家,逡巡千里,于终南山著书立说、创宗明义,从此南山一脉法海横流,树立万世不拔之基.近代以来,佛法衰微,律事难兴,有弘一大师风华绝代,苦身焦思,难行能行,矢志弘律,使不绝如缕之律学大著僧海,普及四众,近代佛教得以律幢再树,戒学重光.
简介:在《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希望的原理》(1959)、《哲学论文集》(1969)等著作中,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聚焦音乐与乌托邦、音乐与语言表达方式、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家乡等主题,集中探讨了音乐节史学、音乐形式的语义学和旋律语义学等一系列音乐哲学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伟大音乐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布洛赫全面阐述了自身关于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根本见解以及音乐艺术的本质:"音乐是最年轻的艺术"。音乐既是最年轻的艺术,也是最高的艺术,因为音乐把人类永恒的"希望"自身作为其讴歌的内容。音乐既置身于生活之中,又超然于生活之外,正是凭借这种"内在超越性",音乐创作才最直接地表现作为乌托邦显现的"自身相遇"。音乐是乌托邦意识的显现和尚未形成的现实的象征。音乐倾听未来"家乡"的回响,谛听源自人的直观和根源的象征性声音。
简介: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简介:本文从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提出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的角度,对美籍华人学者余国藩(AnthonyC.Yu)和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两个《西游记》译本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余译本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佛教文化,主要采用文献型翻译来传译原文中的佛教用语。与此同时,余译本也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常采用梵文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也较好地将原文中佛教文化渗透到读者中,使译文读起来更具异国情调。而詹译本为了更加流畅地传递原文信息,使译文可读性更强,倾向于主要使用工具型翻译,如能在译入语文化基督教中找到类似的意象,多采用直接套用法。尽管两位译者所秉承的翻译理念有所不同,但其译作各有所长,受到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与肯定,以及西方读者的喜爱。本文认为以传播宗教文化、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为目的时,译者宜主要采用文献型翻译;以提高译文在西方普通读者中的可读性为目的时,宜主要采用工具型翻译。
简介:21世纪,媒体文化已经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化包裹下的跨国界迁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媒体与迁移之间的关联,促使本文讨论其对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影响。这也让我们思考艺术、媒体和音乐怎样支持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主义某种形式的过程,理解作为跨越国界和文化界限而想象和形构社群的一种方式。作为想象和表征移民及其历史的一种方式,这些艺术产品成为多层次图像制作的标志策略。参与迁移问题如何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中被展演;解读跨学科方式中怀旧行为的扮演;讨论全球化和跨国主义如何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和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在全球又在地的族群景观、技术景观和媒体景观中,提出诸如'家'、'家园'、'流亡'、'移民'、'身份'和'族群'等概念的新定义。
简介:软实力是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的理论为共产主义,即关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条件的学说,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尽管如此,在他们之后,特别是在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专有名称后,他们的学说就越来越跟国际政治关联起来,转化成了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在恩格斯去世后的20余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主要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保存、出版和诠释,该党由此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十月革命后,在短短10来年间,通过收购、复制等方式,苏联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并组织编纂、翻译、出版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特别是未刊手稿,成功地从德国人手里夺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整个苏联时期,通过出版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并向世界各国输出文本资源和理论体系,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其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然而,在斯大林模式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却逐步走向僵化,尽管其软实力足以影响广大落后国家,却最终竞争不过充满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又回到了西方,成了西方国家从左的方面影响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重要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