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舒伯特,在世时许多人对他抱有不公平的偏见与误解,一直到其离开人世的四十年后,身价才水涨船高。而我们现在对他的认知仍然太少,一方面因为舒伯特本人留下文字资料非常少,再加上他过世许久后,才有人开始收集关于他的信息,采访认识他的人。然而,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许多资料的可信度都要打上问号,这间接导致众人的许多误解。在十九世纪,只有相当少数的人察觉到舒伯特的天才以及他音乐里珍贵的财产,幸运的是,舒曼、门德尔松、李斯特、勃拉姆斯以及德弗扎克都相当推崇他。在舒伯特去世大约十年后,舒曼成为第一位发现舒伯特器乐音乐重要性的作曲家,他在《新音乐杂志》(NeueZeitschriftfürMusik)里,大声赞扬舒伯特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与《d小调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并称赞舒伯特的作品有“无止境的长度,总是充满着音乐性与歌唱性,情绪时而热烈时而平静”[1]以及警告“拥有很少音乐想像力的音乐家们应该远离舒伯特的作品”。[2]李斯特则是对舒伯特的歌曲爱不释手,并著手把许多歌曲改编成了钢琴独奏曲,成为李斯特平常演奏的必备曲目。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除了写上严谨的指法和解说之外,也将之改编成钢琴与乐队的作品,而此首作品里的主题变形手法与循环曲式,更深深地影响了李斯特。勃拉姆斯则是收藏了许多舒伯特的手稿,而德弗扎克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舒伯特的风格是独特的,我们可以找到与巴赫和贝多芬相当不同,值得敬仰且非常精致的复调写作”。[3]但是即使有这些大作曲家的赞赏,舒伯特的名气仍然以十分缓慢的速度改变,因为大众对他一直存在着一些偏见与误解。
简介:2000年5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包头演出,对于宣传包头、重塑包头城市形象是一次绝好的机遇。演出虽然取得极大成功,但我还是感到留下了两点遗憾:一是广告意识差。观众席上举起的条幅,标语口号多,隐性广告少。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氛围。二是对包头这座城市的文化定位宣传不准确。从演唱的歌曲、表演的舞蹈,到主持人的串词,整台节目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60年代的包头。包头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现代化都市的风采,作为举世无双的稀土城的形象,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反而被淹没了。近几年来,包头市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如果站在文化的、美学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建筑、我们的雕塑,都显得文化含量不够,缺乏个性,缺乏特色,缺乏开放的胸襟与气度。整体规划与设计不太注重美学观、艺术思维也显得贫弱、狭窄,似乎离开鹿就无从表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文化定位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包头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这是一个较有难度的课题,很难做出概括。能否这样来描述:草原游牧文化淡出,蒙汉文化交融,移民文化植入,大工业文化挺进。包头文化是杂交的、合成的,是一种尚待整合的...
简介: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20世纪20、30年代文坛时,只有浪漫主义思潮与写实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只有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惟独见不到古典主义思潮的踪影。如若卸却政治判断的预设,纳入现代性历史语境之中,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从历史真实出发,学衡派与新月派于内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成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思潮有着发端、演进、高潮的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理论体系和创作业绩。它对于因历史现代性的偏执而导致的人文精神失落及学术衰微的中国现状提出了质疑与抗衡,构成了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