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犯罪根源是理论逻辑上的一种指向——再论犯罪根源①王牧犯罪根源回答犯罪的最终产生，关系到寻找犯罪原因和预防犯罪的方向，是犯罪学的最基本理论，探讨犯罪根源是犯罪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不断探讨犯罪根源。由于对犯罪根源的不同认识，在犯罪学中产生了...

简介：领导垂范　全员调研──我们是如何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工作的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检察院近年来，我们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精神，把调研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积极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领导率先垂范...

简介：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相互冲突等因素,检察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与态势。承担着社会矛盾化解任务的检察机关必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全面加强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工作,积极推进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方为治本之策。

简介：<正>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手段。通过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挖掉蛀虫,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保护和服务。但是,“打击”还不是“服务”的全部内涵。“服务”还应当包括结合办案在发案单位开展综合治理、完善管理、促进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认清和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要在办案中把执法与扶企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克服那种认为检察机关就是单纯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和服务企

简介：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

简介：辨认结论与一般的言词证据可能由同一个人作出，但辨认与提供证言却存在着不同的心理基础，辨认主要建立在“再认”之上，而提供言词则主要建立在“再现”之上。合理的辨认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辨认过程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辨认的真实性。遵循合法的程序，遵守符合心理规律的辨认规则是获得正确辨认的程序保障；把握辨认的心理机制，审查辨认过程的影响因素，可以评价辨认证据的真实性程度。

简介：当前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并不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映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二审监督和民行监督等诸方面。应认真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应对方法，不断提高检察监督工作水平，努力实现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

简介：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一次详细明确了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标准，规定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其中“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符合本标准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为准确适用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避免逮捕质量有缺陷，并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办案实际相结合，就我院2003—2007年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处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在危害结果是犯罪对象的转化形式且发生了法定危害结果的对象错误案件中,行为构成犯罪既遂只要求法定的主客观要件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不要求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的内容完全符合.行为人对错误的对象持何心态与对象错误案件的定性无关.行为人只实施一个故意杀人行为,不可能同时触犯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名,因而不可能构成想象竞合犯.本文还就犯罪客体、主观罪过等相关理论问题提出了若干个人见解.

简介：<正>制定反贪污贿赂法,是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一部系统完备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法律,必然涉及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问题。本文从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措施的必要性,完善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法律规范的设想等方面,略抒管见。一、反贪污贿赂实践需要完善和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措施首先,从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妨害司法行为的严重性看,必须进一步强化惩

简介：所谓激励，简单地说，是指激发和鼓励。而机制的含义，似乎就复杂得多。机制原意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本属于工程技术学的术语。后来，机制一词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有人认为机制此时主要侧重于描述事物运行的活动状态。那么，所谓激励机制，就是指各种激发和鼓励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的作用联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系统的综合效应。相应地，检察机关的激励机制则是指能够激发和鼓励检察官奋发进取和各种要素间的作用联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产生推动检察事业蓬勃发展的效应。一、激励机制的作用（一）激发检察官的工作热情检察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要求检察官对此保持一种持久的热情，仅靠一种道德上的奉献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大思想家卢梭或许已给了我们启示。卢梭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动力。而幸福最简单的含义就是生存的需求，也就是说，只有人类在完成一种社会活动后，能够感受到该活动所带来的满足自身生存的利益，才能激发起对该活动的热情。试想，一个人发现他的劳动成果越为他所需要反而越不会得到的时候，谁肯从事艰苦的劳动呢？激励机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检察官完成各项工作后，赋予其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这样，检察官自然就会对其...

简介：

简介：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

简介：对刑讯逼供问题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公诉环节的重要职责,但实践中监督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规范、明确的监督刑讯逼供的检察工作机制。首先要完善调查机制,拓宽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的渠道,规范调查程序;其次要完善制裁机制,健全包含程序性制裁措施和实体性制裁措施在内的制裁措施体系,强化制裁力度,规范制裁程序;第三要完善认定机制,正确把握刑讯逼供的构成要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立分阶段、有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第四要完善综合监督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过程中涉及刑讯逼供的普遍性、类型性问题的监督能力。

简介：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可以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性质定位的不同，抗诉在中外审判监督的形式和条件不尽相同。在我国，抗诉分为对事实认定错误提出的抗诉和对法律适用错误提出的抗诉。当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与抗诉相比，检察建议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法律效力弱化等缺陷，只可以作为抗诉的补充形式，因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路径，在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

简介：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自我归罪的表现,其本身并无重大法律意义。然而由于受贿犯罪证据的特殊性,受贿案件翻供、翻证行为已经成为打击腐败的瓶颈。本文拟深入分析受贿案件翻供的类型、翻供的原因,通过在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上建立新的规则、制度,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探讨受贿案件嫌疑人翻供问题。

简介：大陆法系国家通过警察、检察官、法官、嫌疑人及律师之间权力和权利的相互制衡,来保障卷宗信息的全面、公正、可靠。通过证人出庭和以法庭审判为中心环节,有效地保障了被告的质证权和实体真实的发现。我国公安机关在卷宗形成的过程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公诉审查难以充分保障卷宗信息的全面查对,法官对卷宗的依附性很强。应当保障卷宗制度下关键性权利的落实,对我国卷宗形成和运用的过程进行正当化改造,实现权利保障和发现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