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它只是一条针对办案人员的禁止性规定，与国际上的反对自我归罪权差距很大。考察反对自我归罪权在英美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人们从法理上明晰为何应将反对自我归罪作为权利对待，尤其是它的宪法化，会为政府追诉犯罪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人权保障界限。由其引申出的沉默权，亦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模式转变为“证明指控”模式，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中立听审，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简介：“受许人的对象人”应从“利害关系人”中独立为新的行政特许法律关系主要主体。该法律关系客体（标的）是完成行政任务的“行为”,而非“物”。该法律关系“标的物”并非“标的”,因是完成行政任务的基础而具公物属性,含“公有公物”与“私有公物”,其效力有公共役权对私权的优先性、物主的维护义务、融通受限等。行政特许各主体基于此客体、标的物产生的多维权利义务构成其法律关系的内容。行政特许法律关系的精细化研究结论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简介：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当今刑事诉讼法学界公认的两大诉讼模式。实际上,两者均奉行诉讼两造平等对抗的诉讼理念,都只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之下的子模式。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应的是合作式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大陆地区的刑事和解和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也印证了合作式诉讼的现实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正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发生重大转型,既有发生在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的从对抗式诉讼向合作式诉讼的转型,也有同一诉讼模式内部的子模式之间的转型。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引起我国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应当予以全面细致的理解和把握。

简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人员制作使用情况说明的现象极为普遍,情况说明已经由法律解释取得了证据能力。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其证据属性,加之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背离,致使情况说明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诟病。法律解释中的情况说明面临着一些矛盾面向,司法实践中的情况说明也与立法存在相当的拉锯,这些无不使情况说明显示出多维复杂的样态。承认情况说明及其解释性规则的相对合理性,构建一种有限度的提供情况说明认识论,并共同规范其形式和内容、引入“看得见”的制作与使用机制、细化完善瑕疵证据合理解释条款,有助于在现行诉讼体制下对情况说明进行必要的规制。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当事人结构对诉讼激励的法律构造有着决定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在民事诉讼中,表层结构以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其基本特征,决定着诉讼收益的有无;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当事人在功能上的＂三位一体＂,决定着诉讼收益的归属。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激励机制内嵌于诉讼制度本身,激励着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结构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表层结构上从对抗走向协作,而且表现在深层结构上＂三位一体＂的破裂,从而形成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以及原告律师三者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困境由此产生。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原告律师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对象,而＂败诉方负担规则＂因同时具备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而成为激励律师的最佳举措。

简介：刑诉法新增的当事人和解程序与已有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即全面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弥补被害人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实现节省司法资源、加速案件处理、恢复被犯罪分子破坏了的社会关系的司法目的。由于二程序在适用期间和受案范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之处，故易出现当事人在程序选择上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衔接问题。将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有效衔接，不仅是各程序充分发挥作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避免各程序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必然途径。结合立法规定，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应当明确衔接的案件范围、衔接的基本原则，厘清其与不起诉决定之间的关系以及针对不同的司法实践状况确定不同的衔接方案。

简介：认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需要探寻学科外的理论基石。分权理论明确了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和各自应恪守的界限。权力制约理论在肯定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前提下,表明两种制度的衔接目的在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诉权理论以诉权自治为视角,以保障基本权利为目的,强调了救济制度顺畅衔接的必要性。撤除行政终局裁决的藩篱,认可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既是司法最终裁决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简介：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治外法权被攫取,直接打破了清帝国的司法独立。内忧外患催动了帝国的崩溃。清廷被迫在庚子事变之后进行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沈家本在内的中国法学家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拓者,在其努力下,西方法律文化被引入、继受和变通。但是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历经探索、改良、变革等不同阶段,传统司法在曲折的历史中艰难地向近代化司法逐渐演变。笔者选取刑事司法作为观察视角,注目于清末变法时期及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比较两个时期,来分析刑事司法层面的微妙变化,并尝试从这种变化透视近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演变进路。

简介：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无论在理论上采取何种立场,都不得无视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语境。本文围绕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其理论沿革进行了梳理,且基于对十个近年典型性刑事判决的实证考察,揭示了以相当说为中心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实务适用现状。即法院在选取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时,存在单纯适用相当说、条件说与相当说共用、以条件说替代相当说三种情况。并据此认为,以相当说为中心重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也获得了相当的现实支撑。

简介：“有独立请求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标的，表现为第三人于诉讼中所提出的各种具体的诉讼请求，而这些诉讼请求得以成立的基础便是民事实体权利。仅就“有独立请求权”这一概念而言，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实体权利，且只限于实体上的救济性权利，而不可能是所有的实体权利。新民事诉讼法赋予了第三人撤销他人间生效裁判文书或调解书的权利，为了构建一套贯穿于“诉前一诉中一诉后”的完整权利救济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将防止诈害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根据。

简介：证券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企业还是投资者都具有战略意义。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品种的迅速增多，证券欺诈现象屡见不鲜。我国以自然人为主力的投资者结构，决定了投资者个体与上市公司之问力量对比的悬殊，因此，在证券诉讼领域必须要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完善代表人诉讼形式，使投资者们能够相互助力，共同实现权益损害的民事救济。立足于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现状，分析其缺陷与不足，通过对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借鉴，提出完善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建议，希望通过逐步加强和完善对我国投资者的司法保护，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简介：行政诉讼再审事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上都是研究再审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诉讼再审事由与民事诉讼再审事由有着相同之处，但是不同的诉讼目的、诉讼模式及证据制度给两者带来较大的差异。通过再审事由的比较研究，以期对行政诉讼再审事由提供一些借鉴。

简介：自清末资议局选举后,历届中国政府都试行了现代意义上政治选举,随着选举活动的开展,选举纠纷和选举诉讼也日益增多。选举诉讼因公众参与政治选举而引起,是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冲击传统社会的产物,反映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形态和法律文化的变迁。所谓选举诉讼,“乃选举人或候选人确认办理选务人员或其他选举人及候选人有威胁利诱或其他舞弊情事时,或确认当选人资格不符,或所得票数不实,及候选人确认其本人所得票数被计算错误的,于法定期限内向法定机关提出诉讼之谓”。[1]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2]广义上选举诉讼是既包含追究选举违法者责任的刑事诉讼,也包含选举无效和当选无效等事关选举效果的民事诉讼,还可涉及追究行政责任的行政诉讼。狭义上的选举诉讼仅是针对选举效力(选举无效、当选无效等)问题提起的诉讼。本文关注对象是狭义上的选举诉讼,具体而言,是民国后期国统区参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选举诉讼的司法体制。

简介：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呈现的四个特征：尊重国家主权、禁止溯及既往、不适用时效、调查范围有限。在调查的过程中应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利益以获得国家的认同和合作;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重点调查原则才能使司法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加强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护,可以使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活动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简介：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简介：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旨在解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以何时之事实及法律状态针对诉的理由具备性加以判断的问题。作为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最主要的学理分歧,处分时说与判决时说因侧重点不同,并不存在绝对的孰是孰非,也无法简单地以＂原则/例外＂的模式来应对所有案件。法院对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的确定,应以综合权衡个案中的各项考量因素为基础。在综合权衡的过程中,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遵循＂层递式＂的确定规则：首先,根据首要考量因素——现行法的规定及其推论来确定;其次,现行法未规定且无法作出合理推论的,斟酌个案中的其余考量因素来确定;最后,依个案中不同考量因素将推出不同裁判基准时的,以修正的判决时说来确定。

简介：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活动的应然要求,但庭审虚化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审判方式从审问式转为控辩式,为摆脱庭审虚化现象、推进庭审实质化奠定了基础。为了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完善举证、质证和认证规则,充实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与此同时,还需推动刑事审判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从“伞形结构”向“三角形结构”转变。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色彩,但它并非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受到文化传统、司法体制、刑事政策、资源状况等多重因素限制,体现出明显的混合性、过渡性和变动性。综合考虑制度路径、立法技术、法治环境等方面因素,我国宜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维持卷宗移送主义,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细化直接言词原则的例外情形和加强案卷移送制度自身的正当性。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限定为社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实质是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单一原告制度。环境公益诉讼自身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单一的原告很难有效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初衷。反思环境诉讼单一原告制度，建立环境公益诉讼联合原告机制，是未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

简介：一、刑法典频繁修正之检讨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此后还会有《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将来修正什么规范（立法者既无法预知规划，更无法预知具体规范），但过往的历史和反复的现实往往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我国刑法立法将一如既往地以修正案的形式推进对刑法典的修改补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