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诉讼法律解释在我国研究起步较晚。与一般法律解释相比，刑事诉讼法律解释具有自己的特性，需要对一般法律解释学和部门法解释学进行适度的改造。刑事诉讼法律解释的主体、解释的对象、解释的程序和方法等，是刑事诉讼法律解释的要素，需要从实在法角度进行详细的解读和深入的探讨。

简介：国际交往是多层次、多面向的交往,我国文化、外交等领域国际交往成绩斐然,然作为体现一国国家治理水平的'法律'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却体现不多,表现平平。我国于1997年正式签署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但自签署以来我国的人权保障问题却屡受一些国家诟病。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方位多层面体现了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长足进步,诸多内容已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法律层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因此国际交往中法律的交流我们缺的不是告知世界我们将会如何做,而是传递给国际社会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严禁司法人员的欺骗性取证行为,但是有些学者会在研究欺骗性取证的合法性评价的问题时,对该规定予以否定或者架空。将《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解释为刚性的法律规则,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刑事诉讼法》第50条应被解释成对欺骗性取证予以概括禁止的法律原则,这样可以彰显国家的价值选择、更好地尊重司法经验,也有助于体现刑事诉讼法作为控权法的特性。对《刑事诉讼法》第50条作这种解释,可以为《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54条的合理解释奠定基础。

简介：＂体系化打击＂刑事犯罪产生了及时审判和查明全案事实、控制案件办理风险和刑事诉讼证明方式、案件办理期限计算基点的内在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刑事诉讼的效率与公正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公正需要满足公众的认知要求、案件办理的规模较大。以公正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为指针,参酌既往的刑事司法经验,解决冲突的路径可能是：建立远程联合取证制度、适度控制办案规模、以被采取强制措施最先到期者的时间作为全案办理的最后期限。

简介：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结构系统中,看守所具有信息控制功能且该功能一体两面地表现为对被羁押者信息沟通的控制和保护.信息沟通控制的目标是避免被羁押者的信息失真,信息沟通保护的目标是保障信息传导的及时与有效.秉承信息控制功能,看守所应当对司法机关、监督机构在看守所中获取信息,以及对当事人、辩护人的信息传递予以限制;对被羁押者无涉于刑事诉讼案件的信息传导,以及辩护人依法实施的信息沟通行为予以保护.

简介：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它只是一条针对办案人员的禁止性规定，与国际上的反对自我归罪权差距很大。考察反对自我归罪权在英美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人们从法理上明晰为何应将反对自我归罪作为权利对待，尤其是它的宪法化，会为政府追诉犯罪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人权保障界限。由其引申出的沉默权，亦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模式转变为“证明指控”模式，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中立听审，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简介：“受许人的对象人”应从“利害关系人”中独立为新的行政特许法律关系主要主体。该法律关系客体（标的）是完成行政任务的“行为”,而非“物”。该法律关系“标的物”并非“标的”,因是完成行政任务的基础而具公物属性,含“公有公物”与“私有公物”,其效力有公共役权对私权的优先性、物主的维护义务、融通受限等。行政特许各主体基于此客体、标的物产生的多维权利义务构成其法律关系的内容。行政特许法律关系的精细化研究结论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简介：随着刑事法律的改革，专家辅助人制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能够获得专家辅助人的帮助，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专业疑难的案件，这种主体的诉讼参与及其提出的诉讼意见，对司法机关查清案情、特别是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简单且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相应的补充，以促使其完善。

简介：过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常常以到案经过、同步录音录像、“情况说明”和告知性文书等形式出现.它们形成于诉讼过程之中,形式多样且功能多元,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刑事诉讼中,它们可以影响结果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是被告人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是判断程序性争议问题的砝码,也是监督侦查合法性的重要材料.但在实践中,存在过程证据收集不规范、对过程证据注重形式审查轻实质审查、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印证规则虚化等问题因此,应当通过以审判为中心规范对过程证据的取证,完善质证机制强化对过程证据的实质审查,通过“三步走”完善证据法的印证规则,以达到规范过程证据适用的目的.

简介：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当今刑事诉讼法学界公认的两大诉讼模式。实际上,两者均奉行诉讼两造平等对抗的诉讼理念,都只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之下的子模式。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应的是合作式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大陆地区的刑事和解和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也印证了合作式诉讼的现实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正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发生重大转型,既有发生在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的从对抗式诉讼向合作式诉讼的转型,也有同一诉讼模式内部的子模式之间的转型。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引起我国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应当予以全面细致的理解和把握。

简介：随着QQ、微博、微信等聊天工具的普及，以及网络购物、P2P网络借贷等经济交往活动的出现，大量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工具实施洗钱、强奸、抢劫、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窃取秘密、组织赌博、传播计算机病毒等刑事犯罪。这类犯罪表现出数量激增、犯罪目的多样化、作案手段智能化、侦查取证困难等特点。

简介：近来,国内公布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随着案件的公布,人们逐渐认识到错案的本质,即侦查阶段证据的错误运用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因素。在已知的亡者归来、真凶再现、证据不足案例中选取相应类型,划定错案研究的范围。一是分析错案形成的原因,二是尝试建立防范错案的侦查机制。使司法改革完成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的转变,体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

简介：为了克服刑事诉讼中重新搜集证据的困难,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有效衔接,提高诉讼效率,有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新刑诉法增加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搜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对本条文内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以下进行具体分析。一、从立法目的理解'可以作为证据

简介：重视程序公正问题，不是因为实体公正相对不重要，而是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同时程序公正还有独立的价值，即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法治方面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简介：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和变动性三大属性。以此检视现有目的理论，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未能合理体现层次架构；第二，未能全面囊括多重要素；第三，未能及时顺应制度发展。刑事诉讼的目的体系应当涵盖直接目的、中间目的和最终目的三个层次。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刑事案件。在解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化国民、抚慰被害人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中间目的得以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方能达成。

简介：近些年,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在逐渐的完善,获得巨大的进步。但总体而言,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如虽然立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却降格为＂准当事人＂。被害人地位的实践困境来自于诸多价值冲突,如被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被害人利益与犯罪嫌疑人利益等。被害人＂准当事人＂的地位影响立法,立法上相关权利的缺失缺位又反过来弱化被害人的地位。准确的来说,我国被害人处于＂准当事人＂地位,强烈依附于司法机关。我国应从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

简介：2015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对检察机关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做出规定,但因该规定不够全面,不能完全解决检察机关涉案财物处理中的问题和困难。因此,有必要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保管主体、保管场所、处理原则和违法责任追究上进一步完善。

简介：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严重败坏司法公正,而且损害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这一制度安排契合了我国的宪政架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运行机理,蕴含了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法律监督的本质内核。

简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人员制作使用情况说明的现象极为普遍,情况说明已经由法律解释取得了证据能力。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其证据属性,加之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背离,致使情况说明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诟病。法律解释中的情况说明面临着一些矛盾面向,司法实践中的情况说明也与立法存在相当的拉锯,这些无不使情况说明显示出多维复杂的样态。承认情况说明及其解释性规则的相对合理性,构建一种有限度的提供情况说明认识论,并共同规范其形式和内容、引入“看得见”的制作与使用机制、细化完善瑕疵证据合理解释条款,有助于在现行诉讼体制下对情况说明进行必要的规制。

简介：酒后找“代驾”，随着“醉驾入刑”及酒后驾驶相关行政处罚措施的修改，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对于代驾行为，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与代驾者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及代驾者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承担。下面就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中仅讨论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情形，即：代驾人有驾驶资格、代驾公司有合法的商事行为能力、为有偿服务、车主（消费者）没有过错、车辆能正常行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