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一轮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启动级别、改革深度、目标指向上,还是在方案设计、具体举措、推进速度上,都远超以往,人们也对司法改革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期盼。然而,这样一个重大、复杂而至关重要的改革工程,需要精心筹划和稳妥推进,特别是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异化＂风险更需认真对待和防范。基于既有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弊端，本轮司法改革推出了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策略。一些省级司法机关已开始积极筹划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

简介：当代中国宪法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宪法尊重习惯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宪法在序言、正文中对习惯进行了肯定和明确的认可，确认了习惯的正式法律渊源地位。当代中国宪法通过基本权利的规定、国家结构职责的规定，具体保障习惯，使宪法认可的习惯能够予以实现。当代中国存在许多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我们应当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当代中国宪法的习惯，更重视内生规范的总结。

简介：我国现行反垄断立法中尚无关于剥离资产选择的专门性规定。资产剥离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合并救济措施，剥离资产的选择是相关制度中的关键性、基础性问题。“保证资产的存活性和竞争性”是选择剥离资产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实现又依赖于三方面因素，即剥离资产的构成、归属和充分性。通常情况下，构成剥离资产的最佳选择是“正在经营的独立业务”；剥离被收购方的资产对竞争的恢复和维护更加有利；而“充分性”的实现则需要资产在质量、规模、产品范围、地理范围等方面均足以保证资产购买入在相关市场上成为有效竞争者。

简介：刑法分则条文以及司法解释中出现多处“明知”，此处“明知”的含义有别于总则中故意犯罪规范中的“明知”。学界对“明知”、“确知”、“实知”与“应知”的含义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且难以辨析，致使在司法实务中认定“明知”的标准不一，认定方法各异。文章从规范分析入手，结合语义分析方法，阐释“明知”的认定，首先应当以证据证明、发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主；其次完善刑事法规范，对“明知”认识程度进行分级，体系化“明知”认识内容，从而解决变更待证事实这一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限制刑事推定的适用。

简介：从妥协的视角考虑司法调解引入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制度建设,是基于证据采集的难度、商事纠纷的复杂性、法官专业知识的局限性等因素的考量。通过制度上的规范保障对特定经济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可以有效协助司法调解。这种制度亦是对法官调解经验的积极调动和调解权限的必要限制,确保在该制度中对纠纷主体损益的分配受到制度的约束,而不是以牺牲实质正义换取短暂的妥协。

简介：封建时代的慎刑思想由来已久，自汉代以降形成的“德主刑辅”绵亘至唐律，逐渐演变成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完成了从“无序化与重刑化”到“统一化与宽缓化”的转变。量刑宽缓化的核心在于“务在恤刑，量刑从宽”和“宽严俱平、诉求公允”，而量刑统一化的要义在“权衡轻重，同符画一”和“明正赏罚，一断以律”。为此，唐律中量刑基准等之建构，首开人类量刑精确化先河，在量刑制度吏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简介：在我国,随着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方法论＂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13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改革方法论＂问题发表了系列评论,提出了＂改革要回应人民的强烈期待＂;＂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改革既要基层摸索,也要顶层设计＂;＂改革必须协调推进＂;＂群众利益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改革需要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没有完成时＂等基本观点。我国经济学界对改革方法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简介：律师庭外言论可能损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者的权益，并危及公正审判。已有案例充分证明，在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司法体制下，律师庭外言论的贻害无法通过诉讼救济措施消除。基于律师诉讼参与者的谨慎义务和防止审前信息过度、不当传播而对律师的庭外言论进行规制已是诸多法治国刑事司法中的通行做法，但在不同的刑事审判方式和司法环境中，需要规制的律师庭外言论内容有所不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相关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律师庭外言论规则。

简介：刑法中的实质化思潮是耶林目的法学的产物，经由利益法学推动的方法论变革，刑法适用日益地从以形式逻辑为中心转变为以目的为中心。实质化与目的解释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后者构成实质解释论的首要方法。目的解释的适用具有双刃剑的效果。对目的的探究，能够赋予解释者以解释的自由；目的解释主要被用于堵截处罚方面的漏洞，确保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开放性。目的解释的内在危险则在于，会弱化罪刑法定的制约机制，并严重威胁与侵蚀刑法适用的统一性与客观性。目的解释的规制，涉及的是如何控制解释者的主观任意性的问题。有必要借助一种二元性的制约机制，即通过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目的解释的规制。

简介：美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标示规则散见于其《专利法》及有代表性的判例之中。美国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权利人和被许可人的专利标示义务，标示义务及于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实质性总体”标准、替代性标准（alternativemarkingprovisions）、“足够清晰的纽带”（thesufficientlyclearnexus）标准是专利标示是否合法的判断标准。美国专利法还规定了专利权人实施不当标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的承担原则。

简介：对我而言,研究中国传统法最主要的问题是寻得一个恰当立场。中国人从未清楚表达或详细解释他们的法律原则,而中国传统法制与我们的习惯大相径庭,以至于不能单纯地从西方法的术语出发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法。然而,既然中国传统法制是一套以法典为核心的复杂体系,那么一定存在某种途径可以对其进行研究。[1]本文展现了作者探寻研究途径的努力,通过对《大清律例》的内在分析,探寻了从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法律原则的可能性。本文仅是这类分析的第一步:对法典中关于“贼盗”篇(在英语中可翻译为theft)的研究。

简介：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入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对“投资”定义是国际投资仲裁实现管辖的基础，但其欠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明确且一致的定义，因此仲裁庭在管辖中必须对此进行解释。自Fedax案与Salini案以来，仲裁庭运用多种方法解释投资，体现了投资定义扩张化趋势。投资定义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促进投资自由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东道国外资管制造成冲击，便利外国投资者滥用投资仲裁乃至影响国际投资法治基础。中国作为接纳外资的传统大国与新兴投资大国，其对内经济管辖与对外投资利益等权益也会因“投资”扩张锋芒而受损。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仲裁实践中日益扩张的投资定义实现合理限制，从而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共赢并维护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利益。

简介：从费希特尤其是从黑格尔开始,基于对自由的理解“承认”理论成为与权利关系紧密的东西.立足于承认理论,霍耐特和弗雷泽的“正义vs.身份”之争偏离了黑格尔意义上对自由的认知,而我们可以借助“为承认规范而斗争”的新范式,在法治国的预设下找回对权利的正确理解.“承认规范”因其与自由的关系,可以为“承认与再分配之争”提供评判标准,为“正义vs.身份”模式的转向提供构建基准,为权利领域的边际提供标示.这对于正处于法治建设攻坚阶段的当下中国,从理论依据和制度建设两个维度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

简介：证券私募发行作为一种与公募发行彼此对应又相互补充的证券发行方式,在各国的资本市场都十分常见,是指向具有特定资格的特定对象以非公开方式的发行。相较公募发行,私募发行的节约交易成本、融资成本可控等优势使其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我国私募发行目前整体上处于实务先行、法规滞后的局面,尤其是对法律责任缺乏专门规定。应分析私募发行中法律责任的定位问题,构建符合私募特点的责任制度。

简介：形式解释谨守入罪，而实质解释在出罪上发挥功效，是解释盗窃罪中“扒窃”时应坚持的立场，这构成了对“扒窃”的限缩解释，而这一解释既要受总则条款的制约，也要受分则中盗窃罪本条及相关条款的制约。“公共场所”是“扒窃”成立盗窃罪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并非“扒窃”成立盗窃罪的必要要素和实质标准。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才是“扒窃”成立盗窃罪的必要要素；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扒窃”入罪的实质标准仅是社会危害性标准，而对该标准的准确把握则要借助“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的具体指引。

简介：2010年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增设了协商程序，却未明文规定协商的结果可为“赔偿协议”，原因概为理论上公权处分之考量与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显失公平问题，但这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现行法中赔偿协议的生存障碍可通过理论辨析与制度设计加以解决，法理上赔偿协议亦有效率理论、合同自由理论、当事人参与理论与衡平理论为其正当性作支撑。在具体操作时，应通过信息公开、程序细化、第三方裁判与范围限定等程序司法化举措保证最终达成赔偿协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简介：商标损害赔偿如同一个装水的“杯子”，乐观派将其视为是半满，着力鼓噪如何将其另一半注满，新《商标法》中法定赔偿限额的提高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对中国商标司法的实证研究表明，原告对商标的主观估值和损害赔偿的预期并不高，司法满足度更低。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法定标准过低，企图通过提高法定赔偿限额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商标赔偿是一个市场问题，其保护水平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交易和评估市场的健全。

简介：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特别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勃兴，基于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在中国呈量级增长．这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一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在法权结构的合理与法权能力增进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协商的制度实践。构建一种“参与一回应”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权力能力的增进．是一种多元、参与、合作的结构。经此，将各行动主体与环境事务联系起来，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方向与价值回应．也是中国环境邻避治理的基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