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图腾作为一种原始的混沌,既是人们崇尚、信仰及幻像体验的符号,也是一种祈福的印记,但这一切却植生于自然物及生命体的实在.如果说这其中包孕生态特性的话,那就是由“生”而化成的多重关系构成中,人的活动更依附于自然、生命,或旨在悟解自然、生命的有机性存在.我们如对图腾给予“生态”解读及阐释,显然需将图腾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其所连接的仍然是自然、生命及人之相互间的有机性关系.图腾崇尚的内质,乃至载体往往是实在的,且为跃动着无限生命力的自然物/客体,但其又隐含“虚”体、神性及符号性,且呈现多重实体的有机组合性.这使得托举图腾形象的,那个积蓄生命力的“自然物”,不仅是“和合”的生命有机体,而且有着一种超强的生态合成力.

简介：古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尊贵的地位,作为音乐艺术,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哲理性、文学性.古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以擅长琴、棋、书、画作为个人修养,古琴因其淡雅清和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而居于首位.古琴同书画、诗歌等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简介：摘要“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

简介：王阳明的民族观是在强调大一统的王权统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简介：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发现汉代镜范开始一直到今天,临淄齐故城内出土大量镜范资料。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临淄齐故城作为汉代铸镜作坊的一个中心已经毫无争议。陈介祺作为晚清收藏大家,开镜范收藏之先河,其铜镜收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以临淄、青州为中心的齐国故地。通过对陈介祺收藏铜镜及镜范资料与临淄齐故城内出土镜范资料进行比对,进一步确定了这一观点。而陈氏所藏铜镜及镜范中的稀有种类也为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支持。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所负载的价值观和审美韵味出现了感官化和娱乐化倾向.面对文学作品中商品经济欲望主义的泛滥和道德精神的荒芜,山东作家刘玉栋密切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道德痛苦和人性的变异,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立足现实,努力挖掘儒家文化现代的价值.本文拟从社会转型期价值重构的角度,梳理刘玉栋小说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基本内涵：“仁者爱人”“积极入世,讲求弘毅之道”和“义利情观”,旨在凸显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文化依然是价值重建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文化依据.

简介：《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简介：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简介：《周易》辩证法与马列主义辩证法在二元或三元、转化对称或不对称、一条或三条基本规律这三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与马列主义和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辩证法的明显差别也正是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并且这两种差别有着高度的对应性和契合性，这说明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受到了《周易》辩证法的影响，《周易》辩证法也是毛泽东辩证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也能够从毛泽东成长的文化环境和有关论述中得到证明。正是这些影响使毛泽东的辩证思想禀赋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简介：陶磊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全书26万字，263页。本书借鉴萨满主义通神模式。提出卦爻辞的曼意法则。对卦爻辞的具体解读，作者从商周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场最出发，尽可能与甲骨、金文以及古典文献相参证。

简介：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粱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简介：依托《中庸》，罗汝芳论工夫多自“圣人分上说”，其境界工夫主张具体包含三方面内容：侧重“默识”性体；强调“轻省”“直养”；属意“当下”检证，“因时”推进。以境界工夫进路考察罗汝芳哲学构建，其理论重心不在对抽象性征的存有论探讨上，也不偏向于“下学上达”的工夫取径，而集中在境界论哲学的创造和发挥。由此推导得出，罗汝芳在本体论、宇宙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上由儒学立场的出离。这一出离的过程揭示了中晚明以降心学流弊渐趋漫衍的多面缘由和深远影响。

简介：在《周易》六十四卦中，《蒙》卦的主旨在于讲述《周易》的教育理念，并较为完整地将易学教育模式展示出来。《蒙》卦所指向的教育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学，而是追求“本天道以立人道”的落实天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占筮的形式为主导，以天理为规则，以谦虚为手段，通过正其位、明其理、重其仪、尊其德来实现最理想的教化，其中既有探究占筮作为一种求知方式在教化之中的运用问题，也有探讨教育模式、教育形态、教育观念等内容。同时，《蒙》卦还针对教育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避免教育误人歧途的方法。今天审读《蒙》卦，无疑对我们的当代教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简介：《鬼谷子》包含着丰富的语言学思想,它用阴阳的哲学观来解释语言现象,以动态的视角来看待语言,把语言交际看作一个双向循环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它重视口语规律的探索,关注语言技巧的运用,在基于语音、语义、语法等表达手段之上,形成了系统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它注重交际过程的控制,强调交际效果的实现,阐释了包括语境在内的一系列语用因素。应当珍惜和吸收其中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为当代的汉语研究服务。

简介：张显光的太极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解释“无极而太极”时，首先提出了太极之妙、无极之妙以及无极太极之妙的独到见解，对太极所含之天地万物的存有根据和超越的性质解释得很真切，透过太极与仪、象、卦具有相贯相包的性质，他更为明晰地解释了“太极即理”、理气经纬论和太极的本体性；再者张显光提出了“太极者道德之头颅”的观点，认为太极不仅是万事万物之存有论的根底或枢纽，而且也为道德视域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张显光对太极的诠释，虽然根源于周敦颐及朱熹，但也未止步于传统性理学，而是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概念，建构了一套有创见的哲学系统。

简介：最近公布的清华简《厚父》,学界基本认同其为《尚书》类文献,但有《夏书》说、《商书》说、《周书》说,通过分析三说,判断《厚父》可能是源于创作于商初的＂语＂体档案,是商汤灭夏后,访夏王室贵族厚父,借鉴夏代贤王恭明德事迹,以史为鉴的产物。商汤与厚父的对话,经商代史官记录整理成为商代典册,在商代官学教育中传习而得以保存,成为《商书》的一篇。经历商周王朝鼎革,周对包括《厚父》在内的商代典册档案进行整理,因其载有夏代贤王明德事迹,具有较强的史鉴意义而得以继续流传于世。至战国中后期,《厚父》依然存世,见引于《孟子·梁惠王下》,而清华简《厚父》则可能是战国时流传于楚地的《商书》抄本。《厚父》对于判断《商书》时代、证明夏王朝存在性意义重大。

简介：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中国民族群几千年凝聚不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保护民众的生存利益。＂以人为本＂公平分配是治政的优良传统,公平地占有生产资料才能保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保障粮食充足、物资充足,保障国家安全,普及仁德的教育是分配公平的保障条件。让民众有稳定的＂经产＂,抑富济贫救灾,调剂民用,养孤老贫弱,抚恤烈士,让民众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给予百姓生存的环境条件,就能稳固而长治久安。

简介：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一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一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简介：本文从贞天地、立人极、通天人三个方面来阐释王夫之的圣人观。三者既是对圣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一种客观叙述；既是圣人成就自身的工夫，也是其所达至的境界；既是“本体上说工夫”，也是“工夫上说本体”。“贞天地”可分为“择阴阳之粹精”和“肖阴阳之德”两个方面，其内涵是贞守天地之正理、贞固天地之正气，其途径是效法天地的易简之道。立人极体现在圣人的德性才能和法象治器、制礼作乐等作为中。二者体现了“本天论人”和“以人合天”的思维方式和诠释向度，其理论基础在于“通天人”。在阐释中，王夫之综合了先儒关于“圣”的“通天”、“德性”、“才能”、“纯于天理”、“境界”等方面的涵义，突出了圣人养民佑民和治理社会的“作为”，是对明代中晚期重内圣、轻外王思潮的一种理论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