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与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技术（RQ-PCR）两种方法检测费城染色体阳性（Ph+）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前微小残留病（MRD）的预后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8年2月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接受allo-HSCT的280例Ph+ B-ALL患者，同时用MFC和RQ-PCR法（检测BCR-ABL融合基因表达）检测移植前MRD。结果RQ-PCR与MFC检测MRD具有相关性（rs=0.435，P<0.001）。MFC、RQ-PCR法检测移植前MRD的阳性率分别为25.7%（72/280）、60.7%（170/280）。移植前MFC-MRD阳性组患者移植后白血病3年累积复发率（CIR）明显高于MFC-MRD阴性组（23.6%对8.6%，P<0.001）。RQ-PCR检测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组（RQ-PCR MRD阳性组）的3年CIR、非复发死亡（NRM）、无白血病生存（LFS）、总生存（OS）与BCR/ABL融合基因阴性组（RQ-PCR MRD阴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前RQ-PCR MRD≥1%组比<1%组具有更高的3年CIR（23.1%对11.4%，P=0.032）、更低的LFS率（53.8%对74.4%，P=0.015）与OS率（57.7%对79.1%，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MFC-MRD阳性是影响移植后CIR的危险因素（HR=2.488，95%CI 1.216~5.088，P=0.013），移植前RQ-PCR MRD≥1%是影响LFS（HR=2.272，95%CI 1.225~4.215，P<0.001）、OS（HR=2.472，95%CI 1.289~4.739，P=0.006）的危险因素。MFC检测MRD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48.50%、77.56%、23.62%、87.16%。以RQ-PCR MRD≥1%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PPV、NPV分别为23.00%、88.59%、17.15%、91.84%。移植前MFC-MRD阳性或RQ-PCR MRD≥1%二者任一成立为指标预测移植后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PPV、NPV分别为54.29%、73.88%、45.70%、91.87%。结论MFC和RQ-PCR法检测移植前MRD水平均可预测Ph+ B-ALL患者移植预后。移植前MFC-MRD阳性是移植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联合使用两种方法（移植前MFC-MRD阳性状态或RQ-PCR MRD≥1%成立）可提高预测移植后复发的敏感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有助于更好筛选出高危患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初发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不同年龄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和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14岁初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一线治疗的CML-CP连续病例。结果共收集957例患者，男性597例（62.4%），中位年龄40（14~83）岁。按年龄分为<40岁组（470例，49.1%）、40~59岁组（371例，38.8%）和≥60岁组（116例，12.1%）。随年龄增长，初诊时脾大（P<0.001）、WBC≥100×109/L（P<0.001）、贫血（P<0.001）、PLT<450×109/L（P=0.022）、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高（P=0.010）和具有Ph染色体附加异常（P=0.006）的患者比例降低，有合并症（P<0.001）、Sokal积分中/高危（P<0.001）和初始选择伊马替尼（P<0.001）的患者比例增高。而性别、ELTS危险度分布在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60岁仅是影响患者总生存（OS）的不利因素（OR=3.7, 95%CI 1.5~9.2, P=0.005），年龄与治疗反应和其他结局无显著相关性。TKI治疗中，随年龄增长，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增加（P<0.001），而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随访末期，随年龄增长，仍服用伊马替尼（P=0.026）和服用减量TKI（P<0.001）的患者比例显著增加。结论初发CML-CP不同年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TKI用药选择和剂量、治疗反应、OS期和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存在差异。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SET-NUP214融合基因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分析其相关的临床及生物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的24例SET-NUP214融合基因阳性血液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24例患者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5例（T-ALL 13例，B-ALL 2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7例，T/髓混合急性白血病2例。13例T-ALL患者免疫表型以CD3+CD2-为主要特征，73.3%的ALL患者伴有髓系标志表达，85.7%的AML患者表达CD7。24例患者诱导化疗完全缓解（CR）率91.7%。全部患者均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位随访24个月，AML和ALL的3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85.7%和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8）。比较13例SET-NUP214阳性与62例SET-NUP214阴性T-ALL患者的疗效，诱导化疗CR率分别为92.3%和93.5%（P=0.445），诱导化疗4周CR率分别为69.2%和72.6%（P=0.18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SET-NUP214阳性T-ALL患者的3年RFS率（38.5%）明显低于SET-NUP214阴性T-ALL患者（66.4%）（P=0.028）。结论SET-NUP214融合基因主要见于T细胞源性血液肿瘤，伴SET-NUP214融合基因T-ALL预后较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前后DEK-NUP214融合基因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移植前后的临床意义。方法分别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Q-PCR）和流式细胞仪（FCM）检测2012年9月至2017年9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allo-HSCT的15例初诊DEK-NUP214基因阳性的AML患者移植前后不同时间点的DEK-NUP214基因表达和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LAIP）。使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入组患者预后。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的预后差异。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657（62~2 212）d。初诊DEK-NUP214的中位表达水平为488%（274%~1 692%）。13例患者在allo-HSCT前已完全缓解。在allo-HSCT前，13例患者DEK-NUP214表达阳性，中位值为0.38%（0.029%~738.9%）。在allo-HSCT后，13例阳性患者中9例患者的DEK-NUP214基因保持阳性。但其表达水平在移植后1个月内降低了约500（5.7~5 663.0）倍。移植后死亡5例，复发2例。移植前DEK-NUP214阳性患者的3年累计复发率是17.5%±11.3%，3年总生存率是60.5%±13.8%。在allo-HSCT后，DEK-NUP214阴性的患者比DEK-NUP214阳性的患者有更好的预后。结论RQ-PCR监测DEK-NUP214融合基因可能是一种有效且更敏感地评估allo-HSCT后微小残留病状态的指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SET-NUP214融合基因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分析其相关的临床及生物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的24例SET-NUP214融合基因阳性血液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24例患者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5例（T-ALL 13例，B-ALL 2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7例，T/髓混合急性白血病2例。13例T-ALL患者免疫表型以CD3+CD2-为主要特征，73.3%的ALL患者伴有髓系标志表达，85.7%的AML患者表达CD7。24例患者诱导化疗完全缓解（CR）率91.7%。全部患者均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位随访24个月，AML和ALL的3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85.7%和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8）。比较13例SET-NUP214阳性与62例SET-NUP214阴性T-ALL患者的疗效，诱导化疗CR率分别为92.3%和93.5%（P=0.445），诱导化疗4周CR率分别为69.2%和72.6%（P=0.18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SET-NUP214阳性T-ALL患者的3年RFS率（38.5%）明显低于SET-NUP214阴性T-ALL患者（66.4%）（P=0.028）。结论SET-NUP214融合基因主要见于T细胞源性血液肿瘤，伴SET-NUP214融合基因T-ALL预后较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与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技术（RQ-PCR）两种方法检测费城染色体阳性（Ph+）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前微小残留病（MRD）的预后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8年2月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接受allo-HSCT的280例Ph+ B-ALL患者，同时用MFC和RQ-PCR法（检测BCR-ABL融合基因表达）检测移植前MRD。结果RQ-PCR与MFC检测MRD具有相关性（rs=0.435，P<0.001）。MFC、RQ-PCR法检测移植前MRD的阳性率分别为25.7%（72/280）、60.7%（170/280）。移植前MFC-MRD阳性组患者移植后白血病3年累积复发率（CIR）明显高于MFC-MRD阴性组（23.6%对8.6%，P<0.001）。RQ-PCR检测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组（RQ-PCR MRD阳性组）的3年CIR、非复发死亡（NRM）、无白血病生存（LFS）、总生存（OS）与BCR/ABL融合基因阴性组（RQ-PCR MRD阴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前RQ-PCR MRD≥1%组比<1%组具有更高的3年CIR（23.1%对11.4%，P=0.032）、更低的LFS率（53.8%对74.4%，P=0.015）与OS率（57.7%对79.1%，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MFC-MRD阳性是影响移植后CIR的危险因素（HR=2.488，95%CI 1.216~5.088，P=0.013），移植前RQ-PCR MRD≥1%是影响LFS（HR=2.272，95%CI 1.225~4.215，P<0.001）、OS（HR=2.472，95%CI 1.289~4.739，P=0.006）的危险因素。MFC检测MRD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48.50%、77.56%、23.62%、87.16%。以RQ-PCR MRD≥1%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PPV、NPV分别为23.00%、88.59%、17.15%、91.84%。移植前MFC-MRD阳性或RQ-PCR MRD≥1%二者任一成立为指标预测移植后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PPV、NPV分别为54.29%、73.88%、45.70%、91.87%。结论MFC和RQ-PCR法检测移植前MRD水平均可预测Ph+ B-ALL患者移植预后。移植前MFC-MRD阳性是移植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联合使用两种方法（移植前MFC-MRD阳性状态或RQ-PCR MRD≥1%成立）可提高预测移植后复发的敏感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有助于更好筛选出高危患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初发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不同年龄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和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14岁初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一线治疗的CML-CP连续病例。结果共收集957例患者，男性597例（62.4%），中位年龄40（14~83）岁。按年龄分为<40岁组（470例，49.1%）、40~59岁组（371例，38.8%）和≥60岁组（116例，12.1%）。随年龄增长，初诊时脾大（P<0.001）、WBC≥100×109/L（P<0.001）、贫血（P<0.001）、PLT<450×109/L（P=0.022）、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高（P=0.010）和具有Ph染色体附加异常（P=0.006）的患者比例降低，有合并症（P<0.001）、Sokal积分中/高危（P<0.001）和初始选择伊马替尼（P<0.001）的患者比例增高。而性别、ELTS危险度分布在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60岁仅是影响患者总生存（OS）的不利因素（OR=3.7, 95%CI 1.5~9.2, P=0.005），年龄与治疗反应和其他结局无显著相关性。TKI治疗中，随年龄增长，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增加（P<0.001），而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随访末期，随年龄增长，仍服用伊马替尼（P=0.026）和服用减量TKI（P<0.001）的患者比例显著增加。结论初发CML-CP不同年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TKI用药选择和剂量、治疗反应、OS期和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存在差异。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接受达沙替尼治疗中肺部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影响因素及治疗转归。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4月至2020年1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达沙替尼治疗的CML患者胸腔积液（PE）和肺动脉高压（PAH）的发生情况。结果共纳入280例患者，中位达沙替尼治疗时间26（1~142）个月，发现PE 90例（32.1%），其中1级40例（44.4%），2级44例（48.9%），3级6例（6.7%）。PE发生率随服药时间延长逐渐升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加（每增加10岁，HR=1.6，P<0.001）、服用达沙替尼时处于进展期（HR=2.2，P=0.008）和有心血管疾病合并症（HR=1.9，P=0.018）与PE发生显著相关。服用达沙替尼时处于进展期（HR=3.4，P=0.001）、确诊至开始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时间≤6个月（HR=2.2，P=0.015）、发现PE时剂量<100 mg/d（HR=3.1，P=0.001）者PE程度更重。经减停达沙替尼、利尿、胸腔穿刺或置管等干预，半数患者PE减少或消失。减量服用达沙替尼的患者中，绝大多数可维持原治疗反应。在有咳嗽、胸闷或气促等症状的60例患者中，49例接受超声心动图（UCG）检查，8例（16.3%）发现PAH高度可能性，约占所有患者中的3.5%，其中6例（75.0%）合并PE，PAH为可逆性。原研与国产达沙替尼的PE和PAH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服用达沙替尼的CML患者中，PE是常见的不良反应，PAH较少见，应注意识别高危人群、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

简介：摘要目的对1例罕见四联染色体变异易位的慢性髓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患者进行遗传学追踪分析，揭示伴有四联染色体变异易位且合并克隆演变CML患者的临床特性，为患者的治疗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应用骨髓细胞形态学、细胞遗传学以及实时定量PCR方法进行诊断和分期，Sanger测序法对ABL1基因酪氨酸激酶区进行变异检测。结果患者起病时为CML慢性期，染色体核型为t (5；9；22；6) (q13；q34；q11；q25)，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显示为变异型BCR/ABL1融合信号。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治疗38个月出现克隆演变，t(5; 9; 22; 6)和t (5; 9；22；6；17) (q13; q34; q11; q25; q11)两种克隆并存。TKIs治疗57个月时仅见t(5; 9; 22; 6；17)一种克隆，3个月后出现超二倍体核型。病程中先后检出ABL1基因酪氨酸激酶区p.Tyr253Phe、p.Thr315Ile和p.Gly250Glu型变异，患者始终未能获得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治疗反应。结论四联染色体变异易位可能具有遗传不稳定性，在TKIs治疗过程中较易出现克隆演变和基因变异，导致对药物治疗反应差，但仍需大宗病例研究证实。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二三线药物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慢性期（CP）和加速期（AP）患者的治疗反应和预后，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一二线TKI治疗失败并接受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作为二三线治疗的CML-CP和AP患者资料。结果共收集183例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二线治疗和43例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三线治疗的CML-CP或AP患者。二线TKI治疗患者中，中位随访21（1~135）个月，完全血液学反应（CHR）率为80.4%，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率为56.3%，主要分子学反应（MMR）率为38.3%，3年疾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78.7%和93.1%。二线TKI治疗中，Sokal积分为高危、女性、一线TKI治疗期间获得最佳反应<CHR、诊断CML距转换二线TKI治疗时间≥18个月、二线TKI治疗前为AP/血液学耐药、二线TKI治疗前未检测出BCR-ABL特殊突变、二线治疗中发生≥3级血液学不良反应是获得细胞遗传学或分子学反应或PFS的不利影响因素。三线TKI治疗患者中，中位随访6（3~129）个月，CHR率为95.7%，CCyR率为29.3%，MMR率为18.6%，2年PFS和OS率分别为66.8%和93.8%。三线TKI治疗中，诊断距一线TKI治疗时间≥6个月、二线TKI治疗期间未获得细胞遗传学反应、诊断距三线TKI治疗时间≥60个月或转换治疗前疾病分期为AP患者获得治疗反应的比例显著降低或预后不良。结论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二三线药物可以有效治疗TKI耐药的CML-CP和AP患者，前次TKI治疗期间获得的最佳反应、换药前疾病分期和本次TKI治疗中是否发生≥3级血液学不良反应等因素影响治疗结果。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的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BCR-ABL激酶区突变状况、类型和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6月至2019年9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发生TKI耐药的CML患者的BCR-ABL激酶区突变状况。采用Sanger测序法检测BCR-ABL激酶区突变，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804例CML患者，发生1 093例次TKI耐药，其中对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耐药分别为576（52.7%）、238（21.8%）、279（25.5%）例次。伊马替尼、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耐药患者BCR-ABL突变检出率分别为50.5%、63.9%和57.3%，T315I突变检出率均最高，分别为12.3%、27.3%和34.1%。此外，检出率≥5%的突变类型在伊马替尼耐药患者中为Y253F/H（7.5%）和F359V/C/I（5.6%），在尼洛替尼耐药患者中为F359V/C/I（12.2%）、Y253F/H（11.8%）和E255K/V（10.5%），在达沙替尼耐药患者中为F317L/V/I/C（11.5%）和E255K/V（5.4%）。多因素分析显示，TKI减停用药史是影响BCR-ABL突变检出的共同因素，无TKI减停用药史患者突变检出率更高。此外，男性、年龄小、无共存疾病、诊断至服用当前TKI间隔较长、开始服用当前TKI时为进展期、继发耐药、耐药时处于进展期或血液学耐药与较高比例检出BCR-ABL突变相关。发生治疗失败至筛查BCR-ABL突变时间间隔、耐药时当前TKI和总TKI服用时间也与突变检出率相关。服用达沙替尼或尼洛替尼、继发耐药与检出T315I突变相关。结论CML患者发生TKI耐药时，半数以上的患者检测出BCR-ABL突变，其中T315I突变比例最高，人口学、疾病状态和TKI用药等临床特征与BCR-ABL突变的检出率和类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