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邪教组织及其成员是危害我国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有效管控邪教人员,必须确立宏观思路与基本策略.从宏观思路上,要构建民防国治的管控模式,利用社区自我管理的优势,发挥宣传工作的作用;在基本策略上,要立足预防为主、打防结合,坚持超前部署、内外发力,重视以人为本、分类瓦解,着力构建群防群治以及立体管控的科学模式.

简介：一、今后立法的政策主题从2017年7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到现在的一年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事业经过了一个严峻的整顿过程，集中处理从2014年到2017年快速膨胀间出现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随着2018年4月财政部管理的项目库的整顿清理告一段落，政府管理机构开始发出整顿再起步的一系列积极信号，对此业内做出许多积极反应，对法律问题的关注尤其是有关立法问题的研讨再度活跃起来。

简介：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中引入自愿公证,采取前置选择性公证实质审查制度,设立选择性的办理房产证＂绿色通道＂,是解决老百姓购房后办理房产证难的有效途径。同时,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房产登记机关压力,提高房屋交易安全等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

简介：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简介：要讨论“微刺激”，首先要先聊另一个热门词汇--“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今年8月首次提到了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说法，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几个。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由原来的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高速增长，尽管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可能再重复以往的两位数增长，但是依然保持在7%至8%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开始调整。说到经济结构，其内涵非常丰富，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包括了产业发展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方面。当然最为突出的课题是经济要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继续高能耗、高投入、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将无法使我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入稳定期。2009年以后，我国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避免了我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大规模宏观刺激政策必然会伤害微观市场主体。为了充分消化前期大规模刺激政策，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推出类似的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也就是从这最后一点中，我们引出了今天的话题--“微刺激”。

简介：

简介：德国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至2005年改革初步告一段落。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德国对能源市场的监管模式选择在各个阶段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德国国内的思想认识相适应,从监管机构的变迁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卡特尔局的反垄断监管模式阶段、反垄断监管模式的修正阶段和事前管制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的阶段。在该基础上通过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探究,德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得以展现。

简介：<正>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犯罪学这样特殊: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形成完整而统一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形成明确而又被普遍认可的学科意识,甚至在某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定义上都没有取得普遍的共识,直到今天犯罪学者还在为它所应有的学科地位

简介：面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难办案件,司法者面临各种解释论上的难题。解释者应该秉持基本正义观的立场,以结论的妥适性为目标,综合运用刑法中的各种解释方法。具体到赵春华案件中,可以从非法持有枪支罪客观要件上的＂非法性＂和＂枪支＂的实质性角度分析,结合刑法理论上的禁止错误理论,运用＂当然解释＂的方法,实现对该行为非罪化或者非重刑化处理的目标。

简介：关于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模式选取的意见观点不一,阻滞了改革的深化推进。经对S省A市五个县区法院的实证考察发现,现行审执配置模式下,“重审轻执”观念盛行,审执工作质效欠佳,各界对执行工作的司法满意度偏低。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审执权力配置的改革实践,均未能有效破除执行难和执行乱难题。借鉴域外审执配置经验,提出审判权与执行权实质分离的改革模式,并从权力属性差异、审执质效提升、人力资源优化、司法公信树立、司法廉洁保障等多个角度作应然性论证。

简介：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越来越发展,刑法中的罪名不断增多,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预防和治理相关犯罪,是不无价值的。正确引用罪名,对于准确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在如何引用选择性罪名的问题上,常常会遇到困惑。如果坚持准确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共同犯罪案件罪名应用的特殊性原则,就能做到正确引用选择性罪名。

简介：本文从两个基于宪法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提起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入手，解读了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多元化的应有之意，提出了把民事诉讼程序的多元化界定为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多样性，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多样化的诉讼程序的设计申，应当包括宪法诉讼程序的设计。

简介：国际投资者与资源所有国即东道国签订国际能源投资合同是当前海外能源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国际能源投资合同具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条款,既是东道国与国际投资者正面博弈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也是海外能源投资在合同领域进行私法救济最主要的依据。以国际能源投资领域最为常见的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例,其主要包含稳定条款、法律适用条款以及争端解决条款。这三类条款的选择与适用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最初的合同法律保障,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预防海外能源投资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预防方案。

简介：立法模式的选择对于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统一法典模式、分散的单行法立法模式和基本法与单行法结合的混合立法模式三者各有利弊。立法模式应依客观情形进行,决不能随心所欲。长期以来,福建涉台地方立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顺应了规范和保障该地区涉台事务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其是成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后,特别是在确保实现至2020年"健全涉台法律法规"战略目标方面,该模式明显具有局限性。因此,应与时俱进地重新思考更符合新时期闽台交流交往实际需要的涉台地方立法模式。

简介：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对“先行调解”作出了明确规定，自此，“先行调解”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加入到我国法院调解中．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缘于此次修法仍然遵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关于调解内容也仅有一个定义式的条文．对于在立法过程中就颇受争议的“先行调解”来说．[1]显然捉襟见肘。加之，缺乏配套的运作程序。先行调解程序的启动、期限、与诉讼的衔接、费用收取等等都处于空白状态，实际操作随意性大．难以发挥促进纠纷化解的制度功能．司法实践中，先行调解逐渐沦为法院、社会公众以及诉讼当事人均不待见的“鸡肋”。[2]当值民诉法修订后实施半年之际，笔者以“先行调解”施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简介：本文运用比较法、案例引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司法制度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学说理论及立法判例，揭示出这一制度有利于董事决策的权益保护以及使法院有效回避对商业经营进行实质审查；同时，针对我国《公司法》等相关立法的空白和不足，建议借鉴域外实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加强董事责任追究立法，并完善董事信托义务等配套制度以明确董事权利与责任的法律边界。

简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经济活动依托互联网展开。互联网提高了跨境交易效率,但同时也把以个人信息保护为重点的交易安全问题提到公众面前。个人信息保护带有强烈的属地色彩,但信息跨境流动使得我们又不得不关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由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差异,导致该领域依靠硬法进行国际合作的障碍较多。因此,从互联网时代软法的受让性和长期以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软法实践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选择以软法为路径展开合作的可行性。进而,站在中国立场上提出以软法为路径“软硬兼施、内外联动”的主张,力图明确我国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国际合作领域的可行性路径,发挥我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作用,从而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简介：我国没有在《继承法》中规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导致实践中即使立遗嘱人指定了遗嘱执行人,其亦无法完成遗嘱所指定的执行任务。学界多主张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遗产的权利,英美法赋予遗嘱执行人以管理清算权责;大陆法系的法国仅赋予监督保全之权责;采当然继承模式的日本法建立了以管理清算为核心的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却在实践中引发了与继承人管理清算权责的冲突。我国在遗嘱执行人权责内容的立法选择上,应注意避免日本法上的问题,可由立遗嘱人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清算抑或监督保全之权责;在立遗嘱人未予明确时,法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为监督保全,以避免和继承人的权责发生冲突。

简介：团购在发展演变中不断探索出商业运营的新模式。现下商业团购模式的发展受制于"产业生存"与"法律治理"双重困境,此与网络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网络团购市场的经营模式革新滋生法律治理方式的转变需求。"责任规则"与"规制规则"同为保护市场及参与主体权益的重要手段,以前者为主的事后救济方式治理之下的网络团购市场弊端频现,"规制规则"于此则有更多可取之处。在网络团购市场中,"规制规则"未被予以重视与追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偏向有关,而"规制规则"对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都举足轻重。此外,网络团购市场治理的法律选择影响着网络团购市场的发展命运。

简介：<正>"变迁"已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流行话语,成为经济、法律、政治等领域常见的一个用词。之所以如此,原因不言而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绵延至今,社会各方面的制度皆受到冲击而发生变革。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之目的,还是出于为制度发展提出建议之心愿,或二者兼有,许多人都认识到这个话语的功能之一:对原有制度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描述、解释、评析或为进一步变革提供规范性构想的背景,借助此话语得以简约并固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