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5年2月发布的奥巴马政府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关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总结了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与首要战略风险,突出了美国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认识到在价值观层面“内修”与“外展”的关系,强调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这份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秉持战略克制、责任分担与慎用武力的基本理念,展示美国护持霸权地位的决心与手段。就涉华内容来看,美国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基调,但也表达了更多更新的战略关切,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简介: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简介: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安全关系的构建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内容涉及水质保护、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十个周边国家尚未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但与七个周边国家存在语言性冲突,同时也存在水资源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关系上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低冲突一低合作”的结构状态。周边国家为改变这种结构状态下的水资源利用的“不安全感”,正在联合某些域外国家在水资源领域形成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由此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形成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战略“抓手”作用,构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水资源安全关系,利用好“亚洲水塔”的战略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开辟周边外交新领域。
简介:作为目前世界上安全应急体制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深受各国政府关注和学者重视。以历史唯物观所强调的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依据,为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设立安全应急环境、安全应急理念和安全应急机制三种变量,并以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改革历程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是在应对核战争所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自然灾害所代表的民生安全威胁以及恐怖主义攻击所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这一体制的逐步完善也是其中所涉及的环境、理念和机制等三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改革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能够适应安全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安全应急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完善组织机构来健全安全应急机制,因而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往往过度依赖客观环境的推动,也会造成应急管理在主观上的防范疏漏,其中失败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注意。
简介: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简介: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简介: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简介:随着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战略文件,相关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其安全战略的基本态势逐渐清晰。特朗普的安全观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执政初期安全战略的主体。特朗普的安全观建立在其自身对世界“霍布斯主义”认知的基础上,同时融合了共和党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基本主张,反映了军工企业及军人群体等背后主要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特朗普的安全政策仍处于成型中,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和地区安全战略三个层面举措较多,相关布局较为系统,集中折射了其安全理念。在军事安全层面,在重塑美军优势的核心目标下,扩张性的态势表现明显;在新空间战略层面,进攻性、军事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在地区安全战略层面虽然手段有所变化,但总体延续了防御性战略。特朗普的安全战略调整未来仍将面临诸多限度,包括财政制约、同时应对两个大国难以兼顾、建制派的牵制等。特朗普的安全战略将加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对抗态势,两国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稳定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对冲和深层矛盾或进一步发酵。安全关系的上述变化将给中美“竞争”增添新变数。
简介:在承接二战期间涌现的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战后科技革命催生了大批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的重大科技创新。其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是:美苏"核均势"既使全人类笼罩在核战争的可怕阴影下,也起到了抑制大规模核战争发生的作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大多是美苏利用其常规武器技术优势在背后支持或直接挑起的;信息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战争形态;一些科技革命成果既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力手段,其自身发展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安全问题。随着"现代生活方式"从少数西方国家向整个世界扩展,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使"环境安全"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共同的国际安全问题。
简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模式,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生物技术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其影响面极广,涉及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生物欠防备是指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中国既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状态,这表现在中国的药物(含疫苗)、水、粮食、种子均处于不设防开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生物技术本身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其管理具有跨军民界限、跨学科界限、跨政府部门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国界的特点,中国现有管理模式不适应这些特点。今后,应密切关注和防范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特有的安全风险以及生物技术被有意识用于安全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