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哲学观上看,文化是哲学的背景,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哲学的民族性。因此,西方环境哲学仅仅是属于西方民族的“西方环境哲学”,而不是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西方学者所创造的环境哲学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构造起来的,因而这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和困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否定。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实质,就是要在自然与人之间作出选择:“到底应该用人去消解自然呢,还是用自然去消解人?”由于二者都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因而我们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找不到使这两个“中心论”得到和解的任何可能的途径。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仍然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架构下,按照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必然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天、地、人”的三分法,通过“道”去解释“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坚持“德”与“道”的统一性,用“道”解释“德”:“道”是“体”,而“德”就是按照“道”去行“人之事”。“德”,不是由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通过对“道”的“体悟”而达到“觉”的一种“境界”(觉悟),这种“德”就是“道德”。西方环境哲学要想消除它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就需要从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环境哲学的“故乡”,它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
简介: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表面上看,孟、荀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天道观方面,孟子主张“天人合一”的人格天道,荀子主张“天人相分”的自然天道;关于人性的认识中,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在政治观上,孟子主张重王抑霸,荀子主张王霸兼用。但是,孟、荀的思想实质上同宗同源,从根本上是相近的。孟、荀以其整体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建构教育思想体系,将其教育哲学思想与其哲学、政治思想紧密相连的同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浑然一体。孟、荀始终坚守仁义,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既倡导教育以人为目的,又强调教育的社会目的:以人为工具促进社会发展。
简介:摘要: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要重视在课堂教学中和课后教育情景中对学生学习和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评价,并且还要规范自己的在教学时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包含了口头语言、书面用于以及态势用语这三个角度去进行探索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哲学的基本路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前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的现状和原因,并且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建议。
简介:牟宗三的易学研究为的是从易学中发见与解析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旨在抉发中国的玄学与道德哲学,而不是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他从哲学上为《周易》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逻辑符号沦的模型,为中国古典思想的现代诠释作出了首开先河的有益尝试,他对易学的“实在论的价值论”或“超越的内在”的价值论的诠释,与康德、维特根斯坦关于道德世界的“超越的外在论”不同;他对易之道德世界的分析与解释也是极其形式化的逻辑的。在这些分析与解释中,《周易》的“逻辑世界”或“符号世界”变成了语义的价值世界,或者说,作为“数理物理”世界的《周易》变成了价值论的道德世界。无论是在叙述方式,或内容的阐释与解析上,牟氏的这项研究都是十分新颖的,为国内所未有。但是,牟氏的易学研究只是他学思的开端起步,相对于他的逻辑研究来说,易学研究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进路的前逻辑起点,而非逻辑起点,具有形式的象征意义。
简介:我国新时期教育哲学奠基于20世纪80年代初,黄济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系统研究了我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精髓,批判分析了西方教育哲学的各种流派,创建了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成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重要奠基人。黄济先生三十年的探求为解决何为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指导思想、教育中的古与今、东与西等事关新时期有中国特色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性、战略性和关键性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黄济先生的明白、朴实的文风和谦逊、民主、包容的学术品格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哲学学术共同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财富。因此,研究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教育哲学乃至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