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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要目的探究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DTC）患者进行血脂及血清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检测的价值。方法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2016年3月至2021年10月收治DTC 120例入组DTC组，甲状腺良性结节患者138例入组良性组，并纳入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健康人群100例入组对照组，检测3组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IL-6、TSH水平并分组比较，纳入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DTC发生的多因素分析，绘制ROC曲线，计算各指标诊断DTC的灵敏度、特异度及最佳截断值，并分析其与DT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血清TSH、IL-6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DTC组、良性组、对照组，HDL-C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对照组、良性组、DTC组（P<0.05），3组间TC、TG、LDL-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提示TSH、IL-6可能为DTC发生的危险因素（均OR>1，P<0.05），HDL-C可能为DTC发生的保护因素（OR<1，P<0.05）。绘制ROC曲线，确定TSH诊断DTC的最佳截断值为3.015 mIU/L，AUC：0.985，灵敏度为93.25%，特异度为96.34%，95%CI：0.949~1.000（P<0.001）；IL-6诊断DTC的最佳截断值为48.96 ng/L，AUC：0.980，灵敏度为96.98%，特异度为91.53%，95%CI：0.956~1.000（P<0.05）；HDL-C诊断DTC的最佳截断值为1.441 mmol/L，AUC：0.0.691，灵敏度为85.10%，特异度为48.06%，95%CI：0.563~0.812（P<0.05）。肿瘤直径>4 cm、乳头状癌的患者与肿瘤直径≤4 cm、滤泡状癌的患者血清TSH、IL-6、HDL-C水平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转移（lymph node metastasis，LNM）患者血清TSH、IL-6水平显著高于无LNM患者，HDL-C水平显著低于无LNM患者（P<0.05）。TNM分期为Ⅲ~Ⅳ期的患者血清TSH、IL-6水平显著高于Ⅰ~Ⅱ期的患者，HDL-C显著低于Ⅰ~Ⅱ期的患者（P<0.05）。结论血清IL-6、TSH及HDL-C与DTC的发生关系密切，血清IL-6、TSH及HDL-C检测有利于临床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且3项指标与DTC患者有无LNM、TNM分期有关，检测价值高。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促甲状腺激素（ TSH）抑制治疗对女性分化型甲状腺癌（ DTC ）患者血清 25（ OH） VitD及骨密度 的影响。方法：在我院收治的女性 DTC患者中选取 50 例，给予甲状腺癌根治手术，清除甲状腺成功。术后予优甲乐行 TSH抑制治疗，治疗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AChR-Ab）和抗肌肉特异性酪氨酸激酶（MuSK-Ab）双阳性重症肌无力（MG）的临床表现、治疗特点及转归。方法回顾2017年8月至2020年11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MG患者，共纳入34例MuSK-Ab阳性MG（MuSK-MG）患者、11例双抗体阳性MG（double-antibodies positive MG，DP-MG）和80例AChR-Ab阳性MG（AChR-MG）患者。收集3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利用统计学分析DP-MG患者在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和治疗转归等方面与AChR-MG患者和MuSK-MG患者的差异。结果DP-MG组患者的女性比例为7/11，男性比例为4/11，发病年龄为（41±27）年，与AChR-MG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P-MG组和MuSK-MG组眼外肌受累的比例（8/11和52.9%）低于AChR-MG组（83.8%）（均P<0.05）。DP-MG组和MuSK-MG组肌无力危象发生率（6/11和61.8%）高于AChR-MG组（20.0%）（P<0.05）。DP-MG组和MuSK-MG组新斯的明试验阳性率（8/11和74.2%）低于AChR-MG组（96.8%），DP-MG组低频重复神经电刺激（RNS）阳性率（5/10）低于AChR-MG组（85.1%）（均P<0.05）。MuSK-Ab滴度与病程呈正相关（r=0.466，P<0.05），症状改善后抗体滴度下降。DP-MG组和MuSK-MG组患者对胆碱酯酶抑制剂的反应性（2/11和9.1%）低于AChR-MG组（66.3%），且两组患者服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5/11和39.4%）高于AChR-MG组（15.0%）（均P<0.05）。4例DP-MG患者术后病理结果显示胸腺增生和胸腺瘤各2例。后续随访发现5例（5/11）DP-MG患者达到最轻微表现状态及以上更好状态。结论DP-MG患者的性别分布、发病年龄、药理学特征和电生理检查与MuSK-MG类似，但DP-MG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介于AChR-MG和MuSK-MG之间。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基线多普勒超声预测AS患者注射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rhTNFR：Fc）治疗12周后的炎症活动状态。方法选取AS患者60例，比较治疗前后的一般临床特征，并行骶髂关节多普勒超声检查，比较治疗前后多普勒参数，分析基线多普勒超声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并评价其诊断效能。治疗前后参数比较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配对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治疗前各超声指标与治疗前疾病活动的相关性。所有统计检验均双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AS患者治疗后患者总体评分[（1.4±1.0）分与（6.0±1.8）分，t=17.80，P<0.001]、夜间痛评分[（1.6±1.2）分与（5.7±1.5）分，t=15.80，P<0.001]、背痛评分[（1.9±1.3）分与（5.5±1.2）分，t=16.39，P<0.001]、晨僵时间[（12±6）min与（38±21）min，t=8.93，P<0.001]、BASDAI[（1.1±0.6）与（4.6±1.3），t=12.41，P<0.001]、ASDAS-CRP[（1.0±0.4）分与（3.7±0.9）分，t=22.01，P<0.001]及ASDAS-ESR[（1.0±0.7）分与（4.0±0.8）分，t=20.10，P<0.001]均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彩色多普勒结果显示治疗后血流分级得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0.8）分与（3.9±1.1）分，t=12.86，P<0.001）]，治疗后双侧骶髂关节均有血流信号的AS患者所占的比例为67%（40/60），低于治疗前87% （52/60），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51）。频谱多普勒示治疗后收缩期峰值流速（PSV）、搏动指数（PI）、阻力指数（RI）均大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0±17）cm/s与（19±8）cm/s，t=5.42，P<0.001；（1.55±0.69）与（1.00±0.45），t=0.45，P<0.001；（0.81±0.11）与（0.55±0.14），t=11.20，P<0.001）]，舒张末期的流速（EDV）治疗前后无统计学意义[（6.7±2.5）cm/s与（6.3±1.9）cm/s，t=0.80，P=0.428]。基线多普勒超声参数与治疗前的临床指标显示PI及RI与AS病情活动指数BASDAI呈负相关（r=-0.49，P=0.005；r=-0.51，P<0.001），血流分级与BASDAI呈正相关（r=0.46，P=0.028），PSV、EDV与BASDAI无明显相关性（r=-0.12，P=0.176；r=0.03，P=0.756）。基线多普勒超声参数与ASDAS-CRP均有相关性（r=-0.45，P=0.012；r=0.29，P=0.048；r=-0.52，P=0.035；r=-0.76，P<0.001；r=0.61，P<0.001）。EDV与ASDAS-ESR无明显相关性（r=0.30，P=0.110），余超声多普勒参数与ASDAS-ESR均有相关性（r=-0.36，P<0.001；r=-0.54，P<0.001；r=-0.61，P=0.021；r=0.41，P=0.028）。以基线RI值为变量绘制受试验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根据ASDAS-CRP值确定治疗12周后AS有无活动性的诊断阈值为0.49，曲线下面积（AUC）为0.817，其中灵敏度88.1%、特异度61.1%、阳性预测值66.7%、阴性预测值86.1%。结论基线多普勒超声与临床指标有良好的相关性，其中基线RI值对rhTNFR：Fc治疗后炎症活动状态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受体（PD）-1抗体治疗对于乙型肝炎相关肝癌患者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影响。方法入组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接受PD-1抗体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的29例HBV慢性感染肝癌患者资料，以上患者均同时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HBV治疗，收集患者的临床诊断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肿瘤应答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开展回顾性研究，了解整体安全性及抗肿瘤治疗效果，HBV的变化情况，HBV变化与PD-1抗体抗肿瘤疗效的相关性，高病毒载量患者治疗情况，以及HBV再激活的安全性问题。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患者抗肿瘤治疗效果和安全性良好，客观缓解率达到27.6%，发生的不良反应多为轻度，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随访12周，患者HBV DNA和HBsAg定量出现下降（P < 0.05）；与疾病进展的患者，疾病稳定和部分应答的患者HBV DNA和HBsAg定量下降更明显（P < 0.05）。5例HBV DNA≥104 IU/ml的患者治疗肿瘤应答良好，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有1例患者出现HBV DNA和丙氨酸转氨酶轻度升高。未出现HBV再激活和相关肝损伤。结论接受联合治疗的HBV相关肝癌患者具有较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安全性。PD-1治疗对HBV有一定的影响，肿瘤应答患者相比于无应答患者，有更好的抗病毒治疗疗效。高病毒载量患者治疗安全性可控，无HBV再激活相关的安全性问题发生。

简介：摘要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肿瘤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晚期肿瘤患者生存期的延长带来了巨大获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以免疫细胞或肿瘤细胞表面的具有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的受体或配体为靶点而研发的一些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其通过阻断表达于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间的免疫检查点间的相互作用，阻断肿瘤细胞对免疫细胞的抑制作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单克隆抗体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两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本文主要从PD-1/PD-L1通路的生理作用、肿瘤免疫逃逸、PD-1/PD-L1单抗抗肿瘤作用、耐药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等几个角度出发，对PD-1/PD-L1单克隆抗体的抗肿瘤机制及新型肿瘤免疫治疗靶点进行全面综述。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7受体α抗体对MRL/lpr狼疮小鼠免疫炎症和肾脏损伤的作用。方法15只体重15~16 g无特定病原体3~4周龄雌性MRL/lpr小鼠饲养至14周龄，随机分为IL-7受体α抗体干预组、IL-7受体α同型抗体组（阳性对照组）和生理盐水组（阴性对照组），分别腹腔注射IL-7受体α抗体、同型抗体和生理盐水，每周3次，每次100 μg，共4周。18周龄时处死小鼠，考马斯亮蓝法检测24 h尿蛋白量；过氧化物酶法检测血清肌酐；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自身抗体（抗双链DNA抗体）、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IL-21的表达；PAS染色和天狼星红染色检测肾组织病理；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组织CD3、F4/80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调节性T细胞、囊泡样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Tfh）和囊泡样调节性T细胞（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Tfr）亚群并计数。结果与生理盐水组和IL-7受体α同型抗体组比较，IL-7受体α抗体干预组24 h尿蛋白量及血清肌酐、抗双链DNA抗体、γ干扰素、IL-21均降低（均P<0.01），但三组间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9，P>0.05）。与生理盐水组和IL-7受体α同型抗体组比较，IL-7受体α抗体干预组肾脏组织CD3和F4/80阳性浸润细胞减少，Ⅰ/Ⅲ型胶原纤维比值下降（F=41.11，P<0.01）；血液中调节性T细胞（CD4+CD25+Foxp3+）/效应T细胞（CD4+CD25+）比值增高（F=21.64，P<0.01），且外周血和脾脏中Tfr（CD4+CXCR5+Foxp3+）/Tfh（CD4+CXCR5+）比值均升高（F=38.95，P<0.01；F=12.90，P<0.01）。结论IL-7受体α抗体可能通过升高调节性T细胞比例、Tfr/Tfh比值，降低自身抗体如抗双链DNA抗体生成，减少炎性因子生成，从而减轻MRL/lpr狼疮小鼠的免疫炎症和肾脏损害。

简介：摘要自身免疫性癫痫(AE)是一类由自身抗体或免疫细胞介导的癫痫，其发病机制主要为AE相关的自身免疫性抗体作用于神经细胞膜表面或细胞内抗原，导致神经系统兴奋性和抑制性紊乱，从而引起癫痫发作。谷氨酸受体3B亚单位抗体(GluR3B Ab's)是一种与AE发作相关的抗神经元自身抗体，其与神经元或少突胶质前体细胞上的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AMPAR)的GluR3B亚基结合，增加细胞内Ca2+含量导致Ca2+超载，诱发能量代谢紊乱，产生有毒代谢物质损伤神经元及少突胶质前体细胞，促使癫痫发生发展。本文主要围绕GluR3B Ab's参与AE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综述。

简介：目的通过β1肾上腺素受体自身抗体水平的检测，分析其与心功能及心电图表现的相关性，并观察β受体阻滞剂卡维地洛的治疗作用。方法65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患者血清中β1受体自身抗体水平，据此分为β1受体自身抗体阳性组（β1阳性组）30例和β1受体自身抗体阴性组（β1阴性组）35例，采用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室舒张末径，左室收缩末径和左室射血分数进行心功能检测，常规12导心电图测量QTcd值。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利尿剂和洋地黄制剂治疗基础上加用β受体阻滞剂卡维地洛，随访半年。结果（1）治疗前β1阳性组左室舒张末径显著大于β1阴性组[（66．01±5．47）vs（63．07±5．64）mm；P〈0．05）]，左室收缩末径大于β1阴性组[（54．24±8．43）vs（50．72±6．12）mm；P=0．052）]，左室射血分数显著低于β1阴性组[（32．16±9．00）vs（36．64±8．20）％；P〈0．05）]。治疗后两组左室舒张末径、收缩末径均较治疗前显著减小（P〈0．01），左室射血分数较治疗前提高（P〈0．01）。β1阳性组左室舒张末径、收缩末径和左室射血分数与β1阴性组无差异（P〉0．05）。（2）治疗前β1阳性组心率显著高于β1阴性组[（94±14）vs（87±16）次／min；P〈0．05）]，β1阳性组QTcd值显著大于β1阴性组[（71．14±34）vs（58．33±14）ms；P〈0．05）]，治疗后两组心率及血压均较治疗前显著减低（P〈0．01），β1阳性组QTcd值较治疗前显著减低（P〈0．05），β1阳性组心率和QTcd值与β1阴性组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β1受体自身抗体阳性者心功能较差且QTcd值长，β受体阻滞剂可以抑制心肌重构，改善心功能，减小QT离散度，提示β1受体自身抗体参与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过程，阳性者可能临床预后差。

简介：除个别报告外,国内外绝大多数作者(包括本文作者)均常规采用正极在上、负极在下的沿脊柱长轴的纵向刺激法(以下称“纵向正置法”),即他们相信包括脊髓在内的下行传导应是阴极兴奋(Pfluger极性法则,1859)。鉴于学术会议上对此曾有争论,本文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简介：华尔街的贪婪、金融监管的缺乏、流动性的泛滥等等都是本轮金融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只是问题的表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理论仍然可以对此给予经典的解释。事实上，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和利用了经济泡沫，形成和引爆了泡沫经济，其影响是复杂和深远的。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1/PD-L1）调控树突状细胞（DC）对脓毒症患者免疫状态的影响，分析PD-1/PD-L1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住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重症监护病房（ICU）病区的脓毒症患者中采用随机数表法抽选25例，根据28 d预后将患者分为存活组（10例）和死亡组（15例）；同时随机抽取本院健康体检者2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脓毒症患者于确诊后24 h内、健康对照组于入组时取患者外周血，分离血清，采用流式细胞仪（FCM）检测CD4+T、CD8+T细胞比值，T细胞亚群比值（CD4/CD8），CD4+T、CD8+T细胞PD-1的表达，DC表面PD-L1、CD86的表达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10（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分泌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CD11c+PD-L1与CD4+PD-1、CD8+PD-1、TNF-α、DC、CD11c+CD86、T细胞亚群比值、CD4+T细胞、CD8+T细胞、IL-10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独立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死亡组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均明显高于存活组〔SOFA评分（分）：15.1±4.1比10.7±2.7，APACHEⅡ评分（分）：27.0±7.3比17.0±3.9，均P<0.05〕。存活组和死亡组T细胞亚群比值均<1，且死亡组CD4/CD8明显低于存活组（0.54±0.15比0.79±0.09，P<0.05）；健康对照组T细胞亚群比值>1。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存活组和死亡组CD4+T细胞、CD8+T细胞、CD11c+DC、CD11c+CD86、IL-10、TNF-α水平均明显降低，CD4+PD-1、CD8+PD-1、CD11c+PD-L1水平均明显升高，且死亡组上述指标的变化较存活组更显著〔CD4+T细胞：0.14±0.07比0.22±0.08，CD8+T细胞：0.24±0.07比0.28±0.10，CD11c+DC：0.84±0.14比0.93±0.03，CD11c+CD86：（58.83±20.77）%比（78.24± 9.39）%，IL-10（ng/L）：34.22±13.98比18.49±5.55，TNF-α（ng/L）：95.30±29.33比67.00±20.16，CD4+PD-1：（39.58±10.08）%比（27.03±6.35）%，CD8+PD-1：（38.77±11.91）%比（29.15±8.37）%，CD11c+PD-L1：（21.13±11.54）%比（12.11±8.34）%，均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CD11c+PD-L1与CD4+PD-1、CD8+PD-1、IL-10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748、0.713、0.898，均P<0.05），与DC、CD11c+CD86、T细胞亚群比值、CD4+T细胞、CD8+T细胞、TNF-α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587、-0.906、-0.840、-0.706、-0.513、-0.820，均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D4+PD-1是影响脓素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1.463，95%可信区间（95%CI）为1.032~2.074，P＝0.033〕；ROC曲线分析显示，CD4+PD-1对脓毒症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0.857，95%CI为0.709~1.000，P<0.01〕；当最佳预测值为34.48%时，其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90.0%，准确度85.7%。结论外周血PD-1/PD-L1的上调会抑制DC的活化及增殖，影响T细胞活化，诱导脓毒症患者进入免疫抑制状态；PD-1/PD-L1可反映脓毒症患者的免疫状况，其中，CD4+TPD-1对患者预后评估有一定价值。

简介：

简介：摘要抗γ-氨基丁酸B型(γ-aminobutyric acid B，GABAB)受体脑炎是以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细胞表面GABAB受体为靶点的自身免疫性脑炎，多数为副肿瘤性，以难治性癫痫、认知功能下降和精神行为障碍等为常见临床表现。但目前抗GABAB受体脑炎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抗GABAB受体脑炎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简介：

简介：摘要新生儿溶血病（HDN）是一种母婴血型不合引起的同族免疫性溶血病，可以导致胎儿早期流产或出现贫血、水肿、肝脾肿大或造成新生儿核黄疸，甚至死亡。在我国HDN多见于ABO血型不合引起，当O型血的母亲孕育了不同血型的婴儿时，胎儿红细胞可通过胎盘进入母体循环，使母亲产生相应的免疫性抗体IgG，IgG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导致胎儿红细胞产生不同程度溶血，导致死胎、流产、早产或新生儿溶血性贫血、水肿及核黄疸后遗症等疾病。因此，检测孕妇血清特异性抗体及抗体效价对预测HDN有重要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生物电刺激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的临床疗效。方法30例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15例，所有患儿均接受bobath技术、推拿、改善脑循环治疗。治疗组在以上基础上应用生物电刺激对双下肢进行肌电触发的生物反馈刺激。在疗程开始与结束时，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量表（GMFM）中D、E功能区进行站立和行走的功能评定，应用日常生活评分（ADL），同时应用肌电图对肌张力进行评估。结果治疗后两组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改善（p<0.05），并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生物电刺激治疗能降低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下肢肌张力，明显提高下肢运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