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固有哲学一直把天、道、太极、气作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同时也代表宇宙整体的基本范围。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本体论思想深受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除了“天”以外，中国固有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价值取向和思维理路，都极大地左右了中国佛教本体的形成与演变。其始自于汉代，以中国的相类范畴比附佛教的本体范畴，主张真理与主体、本体与主体的一体化，突出地高扬本体与现象相即的思想，创立了富有层次性与圆融性的本体论思想。

简介：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武当山政治地位的攀升和本山意识的强化、修志传统的影响和扶持政策的刺激、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旅游风气的兴起以及文化诉求的自觉和权力博弈的需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武当山修志事业的发展。探讨明代武当山修志兴盛的原因，既有助于揭示明代武当山修志的特殊性，还有助于加深对道教宫观山志编纂一般规律的认识。

简介：本文从汉藏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名称,教经典及领袖人物的地位,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上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认为内外调和性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主要特点,内部调和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一大特点。两地佛教吸收、糅合佛教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的特性都表现的很突出。两地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理论有了一定的积淀和觉解,打破原教旨的发展顺序和结构体系,从时空维度对印度佛教做了调适与会通的工作。判教也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另一大特点。在这种内外调和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始终处在两地佛教的主导地位。用特殊的范畴,命题来梳理、重组、整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两地佛教都有系统的修持实践,但修持的方式各有不同。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合的形式不尽相同,汉地佛教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相协调的位置。而藏传佛教则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这也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简介：本文介绍天主教在黔西南等地(安龙教区)的传播概况,提出该教区的多数信徒是布依族,集中分布册亨、望漠、贞丰及镇宁等地.继而,文章着重剖析天主教得以传播的主要原因是:民族传教人员、尤其是卢廷美等人的积极努力,起到良好的开端;教会的政治庇护和经济资助,部分地改变教徒的地位,强烈的吸引力;广泛创办经言学校等,利用教育功能,培养及发展教徒.并揭示教会因此而受到的某些影响.

简介：中国禅宗的传承一直上溯至昔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间传佛心印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云南鸡足山则被认为是摩诃迦叶的道场。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体现的＂传佛心印＂,到菩提达摩的＂祖师西来意＂,再到中国禅宗＂以心传心＂的确立,其中既体现了中国禅宗＂心＂的宗教形成的脉络,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本文就＂拈花微笑＂、禅宗传法世系的确立与禅学向＂心宗＂的过渡之互动关系略做探讨,并以此来说明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形成的佛教中国化背景。

简介：本文立足于相关的一手西方文献材料,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表现做了翔实细致的历史考察,从国别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实然状态,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本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在于: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孕育之后,ethnohistory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于20世纪50~70年代成为显学。在该阶段,组建了ethnohistory的专业学会(AmericanSocietyfor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其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至今。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陆续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战后ethnohistory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传统,尤其是沃格林(ErminieWheeler-Voegelin)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以及政府部门的鼓励与合作密不可分。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诠释的新拓展,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同时,也有经验研究的新尝试。这些新拓展与新尝试,突出表现了以民族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民族学、兼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双重含义与互补的特点,强调了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的重要性,强调了档案、田野等各种证据互参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文化过程理论的重要性。兴起与凸显阶段的ethnohistory,虽然组织机构、学科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做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但还是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ethnohistory的日渐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ethnohistory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

简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在大都兴建释迦舍利灵通塔、大圣寿万安寺,与元成宗铁穆尔元贞元年(1295)在五台山修建万圣祐国寺、大德五年(1301)修建释迦大塔的内在关联与政治、宗教意涵向来被研究者所忽略。忽必烈在大都的塔寺兴建,与成宗铁穆尔在五台山的塔寺兴建实际是元初构建'藏—汉'佛教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实践之一。'藏—汉'佛教整合的跨地域、跨种族、跨(民族)文化的佛法体制与多元民族统一的王权系统互相依赖与支持,'藏—汉'佛教体制为多元民族统一国家的世俗统治者提供其统治神圣性和合法化的理论解释和支撑,多元统一的世俗王权又进一步推动这种'藏—汉'佛教体制的整合与发展,这无疑是中古以来王权与佛法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