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违约行为本身给合同当事人造成的非财产损害,不应该纳入违约责任予以赔偿.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不法行为一方面构成违约行为,同时又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绝对权)时,原则上既不能纳入违约责任也不能纳入侵权责任予以赔偿.但当该财产具有人格利益,例外的应该纳入侵权责任予以赔偿.

简介：原产于英国的信托制度,在信托财产利益与信托财产收益相分离的基础上,以其财产管理职能、长期规划性和适用空间的无限弹力性等特殊功能而被我国予以引进,但是,习惯于用大陆法系的法律理念来思考和理解民法制度的中国法律体系要接受充斥英美法系烙印的信托制度,其首要法律障碍便是信托财产上并存的双重财产权与大陆法系的"一物一权"原则的法律冲突.解决该问题的出路在于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突破传统民法体系寻找出路.即按照财产利益与财产归属分离的"二元论"思想设计信托财产权,确认其物权和管理权的双重法律属性,并赋予其组合性权利内容,让其服务我国的信托制度,推动社会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相应地,以信托财产权为核心,重新定义我国的信托制度,还其应有的法律本质.

简介：<正>一合伙财产在构成上分为两部分:一是合伙人的出资财产;二是合伙在存续期间经营积累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但对合伙人出资的财产,民法通则未明确规定其归属,仅规定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对此法学界有不同理解。一

简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被称为我国刑法立法史上的"首创",为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所瞩目并争论不休.对本罪的客观特征、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立法价值及立法建议作探讨,企盼推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究步向深层,以便于司法实践具体操作适用.

简介：私有经济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视为公有制的异类而遭受压制和排挤，民间投资更因其“私人”性质，长期受到法律、制度和观念上的歧视，其发展进程也陷入了一个有内在潜力而缺少实际空间的“瓶颈”局面。民问投资财产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私有财产权，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民间投资财产权是一种发生在动态的投资过程中的财产权。这种过程性的财产权与一般静态的状态性财产权有着极大的区别，可惜的是这种区别在法律上却缺乏应有的认识。现行法律制度对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权益保护等方面均缺乏明确而系统的规范，而且对民间投资财产权缺乏特殊的法律保护机制，更成为影响民问投资发展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简介：为解决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正式推行服刑人员生效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其减刑假释裁定相关联的联动机制改革。实践中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正向激励不足，负向激励被片面强调或放大，成为一种惩罚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联动机制相关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在保护受害人群体和法院整体利益的目标驱动下，有财产性判项犯罪人的利益普遍受损，由于信息甄别方面的低效，联动机制还导致利益受损犯罪人的范围不当扩大。犯罪人群体由此产生的消极反应进而损害了监狱的重大利益。同时，作为个体的受害人和基层法院法官并不因为联动机制必然获益。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成本与内耗降低了联动机制运行的整体效率。虽然联动机制在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巨大的。出于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联动机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审慎为之。

简介：<正>(一)法人最基本的法律特征,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在法律上,所谓独立的财产,是指法人的财产不仅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而且独立于自己成员的其他个人财产,同时也独立于创立人国家的其他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是法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和担负物质责任的前提和根据。既然法人的财产与法人成员的个人财产以及创立法人的国家财产

简介：<正>配偶间相互继承遗产,是现代许多国家的继承法赋于夫妻以身份关系为依据而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配偶间相互继承遗产权利的有无,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家中配偶财产继承权的享有程度,往往不尽相同。对各国有关配偶财产继承问题法律规定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可以看出,随着继承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完善,配偶财产继承问题大致呈现出这样两种动向:一是配偶在财产继承关系中的法律地位逐渐增强;二是配偶间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日趋平等。

简介：人们普遍接受了知识即财富的观念，但是，将知识财富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所有权客体范围，却未有成熟的哲学理论可供倚赖。显而易见，在财产权意义上探讨知识财富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认同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诠释知识财富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实质，即知识之所以成为产权对象的根据。

简介：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的处分，不仅事关夫妻双方的利益，而且往往波及第三人，尤其是在夫或妻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法律问题。现行法律中对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未作明确规定，因而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处分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家事代理、表见代理发生冲突，如何平衡、协调，在理论上进行剖析、明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简介：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实体。例如,有一篇文章写道:'个体户并不等于经营个体户的个人,……它一般是整个家庭成员都参加,还可以雇少量帮工或学徒,因此它是一种经济组织……',可以作为涉外经济合同的主体。(见《中国法学》86年第2期第16页)还有人主张'把个体经营者作为并列于自然人及法人的独立经济主体','视为准法人'。(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85年第3期第67—第72页)。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既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简介：<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的主导或者领导地位,个人只对消费资料拥有所有权,因而国家对这种消费资料所有权的保护是无足轻重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中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及三资企业,即使是公有制经济,其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有着巨大的差异。市场经济的前提或者基础在于国家承认并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当然包括承认并保障个人财产权。

简介：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传统的形成开始于不同时期，前者的经验主义固有特色与大陆法的逻辑理性基本认知方法产生了根本的差异，为此，要理解英美财产法，就不能直接以英美人的方式去解读英美法，而必须尝试着用大陆法系的方法先作出一个初步的解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个包括框架结构、突出特征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范类型和适用办法的英美财产法基本构造：英美财产法以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所有权的双重所有权为框架结构，表现出以实物对象为中心的基本特征，对这些表象背后的支撑，则是它的法律裁判规则（legalrule）载体形式，从而能够采用关系类推和具体比较的办法实现法律的实施。

简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未成年人财产监护制度,虽然《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均对未成年人监护作了相应规定,但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且在监护能力、监护职责、监护责任、监护的终止、监护的监督、监护事务的有关程序等监护制度的基础和必备内容方面都存在着疏漏和不足。本文仅针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在财产监护职责上的立法缺失,借鉴其他各国或者地区在财产监护方面的经验及其做法,在区分父母与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监护职责、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监护职责、明确规定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护职责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财产监护制度的建议。

简介：国内目前反对客观归责论的学者对很多问题的讨论还比较粗放,认为客观归责论＂只能顾及部分犯罪＂的主张也并不具有说服力。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事实判断色彩浓厚,客观归责论是在因果关系得以证成前提下的归责评价,是一种规范判断,具有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功效。当下比较要紧的是承认客观归责的规范判断方法论,至于其下位规则的具体内容如何则见仁见智。对于客观归责论的下位规则可以从正面和反面分别考虑。无论是在司法解释中还是在部分疑难案件的处理中,我国实务上都并不排斥客观归责论的思考方法。在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以及贪污罪等广义的财产性犯罪中,在条件因果关系之外,运用客观归责论对行为与结果的关联性进行检验,可以确保定罪结论更为妥当,说理也更为充分。理论上关于客观归责论只能适用于侵犯人身罪或者适用范围极其有限的误区由此可以消除。

简介：原告胡学军，男，住顺德市大良镇中区东苑新村东13座501室。被告冯执洪，男，住顺德市大良镇新村民委员会四村三街4号。

简介：<正>当前离婚案件在各地法院的民事案件中约占50％以上,且该比例在某些地区还有上升趋势,离婚案件的高发率以及它对于家庭的巨大影响,决定了立法者应始终重视婚姻家庭立法,并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加以更新完善,以期切实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当前的离婚案件中,多数当事人都会因财产分割问题争执不休甚至反目成仇。笔者以为,财产分割中的一些突

简介：从既有关于“飞单”的司法案例来看，各方争议的焦点围绕银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银行是否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展开，投资者常常由于自身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反映出长期以来刚性兑付惯例下理财产品交易中商业理性和金融交易风险分担规则的缺失。要防范治理“飞单”，除了要求银行加强内控管理、提高信息披露外，监管机构还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培养投资者的交易习惯，逐渐打破刚性兑付的行业惯例。同时，司法机关在裁判中应当明确金融交易的风险分担规则，为投资者树立金融交易的理性观念和基本规则。

简介：随着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公民权力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状况也不断改善，然而，与此相应，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发展速度并未跟上被告人，很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人”的地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然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权利赋予上，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体现并不充分。在理论研究上，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热度也远不及被告人。然而，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更需要国家的保护，受损的利益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恢复。如很多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失去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又很难从被告人处获得足额的赔偿，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悲苦；再如性犯罪案件中，很多女性受害人长期受到舆论的压力，精神极度痛苦，很难回归正常的生活。众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正视，被害人才是刑事犯罪中的真正受害者，最需要国家、社会的重视和帮助。

简介：梁丽案件中当事人的自相矛盾，源自传统民法在定位遗失物的权利结构之时，严重忽视了如下事实：即无论拾得人还是所有权人，在遗失物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有限理性。这一疏忽导致民事立法对当事人施加了大量的无谓成本，也助长了刑法界中对此类行为动辄归罪的不当倾向。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判断具有体系上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体现了如下不当预设——即国家对遗失物的控制要比个人更加稳妥和可靠，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且会因严重违背民众的一般认知而引发不必要的非议与反感。立法应当放弃以权利性质来定位权利效力的陈旧进路，转而以把握权利归属过程为核心，明确具体当事人权利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