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评价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眼部蠕形螨的作用。方法回顾性研究。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在广州爱尔眼科医院被诊断为干眼的462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均使用普通光学显微镜检查眼部蠕形螨，随机选择20例普通光学显微镜检查眼部蠕形螨双眼阴性患者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眼部蠕形螨。观察两种眼部蠕形螨检查方法差异。结果462例采用光学显微镜检查蠕形螨的干眼患者中，309例阳性，阳性率为66.88%(309/462)。眼部蠕形螨阴性患者经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后，有14例阳性，阳性率为70.00%(14/20)。两种方法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42，P<0.05)。结论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眼部蠕形螨效果较好，有望作为临床眼部蠕形螨感染诊断的新方法。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明确配戴角膜塑形镜（OK镜）后对单眼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对侧眼近视进展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7年至2020年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因单眼近视初次验配OK镜或单光框架眼镜的屈光参差[双眼等效球镜度（SE）差值≥1.00 D]儿童，年龄8~13岁，近视眼的SE为-4.00~-0.75 D，随访时间为1年。根据屈光状态和矫正方式分为：OK镜组50例，其中配戴OK镜眼为OK-近视眼组，未配戴OK镜的非近视眼为OK-非近视眼组；单光框架眼镜组（SP组）54例，其中近视眼为SP-近视眼组，非近视眼为SP-非近视眼组。分析戴镜前及戴镜1年后的双眼眼轴长度、双眼眼轴差值及角膜曲率平坦轴（Kf）等参数的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①眼轴变化：戴镜1年后，OK-近视眼组与OK-非近视眼组的眼轴分别增长了（0.13±0.19）mm、（0.43±0.25）mm，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0，P<0.001）；SP-近视眼组与SP-非近视眼组的眼轴分别增长了（0.33±0.19）mm、（0.27±0.22）mm，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K-近视眼组眼轴增长明显慢于SP-近视眼组(β=-0.11，P=0.006)，OK-非近视眼组眼轴增长明显快于SP-非近视眼组(β=0.16，P=0.001)。OK-非近视眼组眼轴增长量（）与年龄（X）呈负相关：=-0.104X+1.564（R2=0.27，P<0.001）。②双眼眼轴差值变化：OK镜组双眼眼轴差值由基线时的（1.06±0.41）mm减少至（0.77±0.4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5，P<0.001）。SP组双眼眼轴差值由基线时的（0.81±0.34）mm变为（0.87±0.35）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角膜曲率：OK-近视眼组基线平坦子午线上的Kf （42.42±1.30）D被压平坦至（40.73±1.33）D，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76，P<0.001），OK-非近视眼组基线Kf（42.31±1.30）D变平坦至（42.18±1.27）D，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8，P=0.003）。而SP-近视眼组、SP-非近视眼组的基线Kf与戴镜1年后的Kf相比均无明显变化。结论：配戴OK镜能有效控制单眼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近视眼眼轴增长，但对于年龄较小患者可能反而会加速对侧非近视眼的近视进展，且年龄越小，近视进展速度越快。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戴角膜塑形镜者近距离用眼时长对眼轴长度的影响。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视光中心佩戴角膜塑形镜的少年儿童90例(180眼)，依据每天不同近距离用眼时长分为A、B、C 3组，每组各30例(60眼)。每天近距离用眼时间6 h以下者归为A组、6~9 h者归为B组、9 h以上者归为C组。3组间的男女比例及年龄大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比较3组之间1年的眼轴长度增加值有无差异。结果眼轴增加量：A、B两组间，B、C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q＝0. 156、-1.572，P＝0. 877、0.127)，A组少于C组(q＝-2.105，P＝0.044)。眼轴增加量与近距离用眼时长相关性分析：A组两者间无明显相关性(r＝0.082，P＝0.730)，B组两者间呈弱正相关性(r＝0.409，P＝0.038)、C组两者间呈正相关(r＝0.667，P＝0.003)。结论佩戴角膜塑形镜的少年儿童近视者，其近距离用眼超过一定时长者才会导致眼轴的明显增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角膜塑形镜对角膜前表面平坦曲率（Kf<41.00 D）相对平缓患者的近视控制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于唐山市眼科医院配镜中心就诊并验配角膜塑形镜的患者80例（120眼）纳入研究组，验配框架眼镜患者76例（120眼）纳入对照组，按照等效球镜度（SE）将2组又分别分成低度数组（-3.00~0 D）和中度数组（-6.00~-3.25 D）。对各组近视增长幅度、眼轴增长幅度、内皮细胞数量、角膜厚度以及角膜点染等情况进行分析。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戴镜6个月、1年和1.5年，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近视度数增长幅度（低度数组6个月：t=2.314，P=0.023；1年：t=3.215，P=0.002；1.5年：t=4.159，P<0.001。中度数组6个月：t=3.204，P=0.002；1年：t=4.613，P<0.001；1.5年：t=5.160，P<0.001）和眼轴增长幅度（低度数组6个月：t=-2.103，P=0.038；1年：t=-2.129，P=0.037；1.5年：t=-2.398，P=0.020。中度数组6个月：t=-2.094，P=0.039；1年：t=-2.402，P=0.019；1.5年：t=-2.464，P=0.018）均较小。配戴角膜塑形镜后1.5年，角膜内皮细胞密度、平均细胞面积、变异系数、六角形细胞比率、角膜厚度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配戴角膜塑形镜期间，眼部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结论：对于角膜曲率相对平缓的患者，与框架眼镜比较，角膜塑形镜在控制眼轴增长和近视度数方面效果较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近视控制手段。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单形性嗜上皮性肠道T细胞淋巴瘤（MEITL）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6年1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13例MEITL的临床资料，对部分病例补充免疫组化检测及EB病毒编码RNA检测（EBER）。分析患者的临床、内镜、影像学、病理特征。结果男性8例，女性5例。年龄34~65岁，中位年龄59岁。病变部位：小肠12例，结直肠7例，胃2例。肿瘤单发6例，其中小肠5例，结直肠1例；多发7例，分别是胃+小肠+结直肠2例，小肠+结直肠4例，空肠+回肠1例。5例患者内镜下可见黏膜充血水肿、小溃疡灶、息肉、肠壁狭窄和环周型肿物。11例CT显示胃壁或者肠壁增厚及肿块。肿瘤组织学显示，形态单一的小至中等大小淋巴样细胞弥漫浸润，伴显著嗜上皮性，背景无炎症细胞。免疫组化结果提示，CD56和T细胞胞质内抗原（TIA-1）均为阳性11例，CD4阳性1例，CD8阳性5例，CD4和CD8均阳性1例，CD4和CD8均阴性7例，1例异常表达CD20。12例行EBER检查，均为阴性。13例患者中，6例采用手术切除+化疗，3例采用单纯化疗，2例先采用手术切除但后续治疗不详，1例单纯手术切除，1例治疗方法不详。随访9例，时间1.0~16.1个月，7例死亡，2例存活，余4例失访。结论MEITL是罕见的肠道原发的侵袭性T细胞淋巴瘤，预后差。诊断需结合形态学、免疫组化和EBER，同时要与其他淋巴瘤和炎症性肠病进行鉴别诊断。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近视眼控制效果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完成验配并坚持配戴角膜塑形镜24个月的137例近视眼儿童的资料，均选取右眼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机随机法随机选取其中91例为建模组［男性53例，女性38例；年龄（11.24±1.69）岁］，其余46例为验证组［男性22例，女性24例；年龄（11.09±1.66）岁］。记录戴镜前的情况，包括年龄、等效球镜度数、瞳孔面积及角膜形态学参数，并测量角膜塑形镜偏心及戴镜前和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分析建模组儿童基线情况和戴镜稳定后的变化与戴镜24个月后眼轴长度变化的关系并构建回归方程，将验证组相关因素导入回归方程中计算期戴镜后24个月的眼轴长度，并与实际测量值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戴镜前和戴镜后24个月，建模组眼轴长度分别为（25.16±0.90）和（25.56±082）mm（t=-10.12，P<0.001），验证组分别为（25.29±0.71）和（25.67±0.69）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0.12，-8.79；均P<0.001）。戴镜24个月后眼轴长度变化量与基线年龄（r=-0.37，P<0.001）、基线等效球镜度数（r=0.31，P=0.003）、偏心距离（r=-0.35，P=0.001）和瞳孔面积（r=-0.26，P=0.013）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年龄（β=-0.056，P=0.001）、偏心距离（β=-0.315，P=0.001）、瞳孔面积（β=-0.009，P=0.004）、基线等效球镜度数（β=0.054，P=0.021）均与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变化有关，构建回归方程y=1.609-0.056a-0.315b-0.009c+0.054d（y为眼轴变化，a为基线年龄，b为偏心距离，c为瞳孔面积，d为基线等效球镜度数；R2=0.31）。将验证组对应参数导入方程，得到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变化量为（0.40±0.20）mm，与实际眼轴长度变化量（0.40±0.32）mm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4，P=0.971）。结论近视眼儿童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瞳孔面积以及戴镜稳定后的偏心距离对其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的近视眼控制效果影响较大，可以通过这些因素预测戴镜后的近视眼控制效果。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增加压迫系数（ICF）的角膜塑形镜矫正儿童近视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连续收集2016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眼患儿资料，纳入右眼进行研究。依据患儿情况验配角膜塑形镜，近视度数<3.00 D者为低度近视，≥3.00 D者为中度近视，低度和中度近视的患儿分别采用Excel随机数分为低度近视试验组、低度近视对照组和中度近视试验组、中度近视对照组，分别验配ICF和常规压迫系数的角膜塑形镜。对比各组戴镜1年期间的眼轴长度、等效球镜度数（SE）、最佳矫正视力（BCVA）、近视力、眼前节情况（Efron分级）、角膜滞后量（CH）、角膜阻力因子（CRF）、角膜补偿眼压（IOPcc）、泪膜破裂时间（BUT）、高阶像差、调节幅度和调节灵敏度（AF）。分类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戴镜1年后，低度近视试验组与低度近视对照组的AL、SE、BCVA、NVA、Efron分级、CH、CRF、IOPcc、BUT、高阶像差、调节幅度和AF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戴镜6个月后，中度近视试验组眼轴长度增加了（0.05±0.03）mm，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08±0.04）m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16，P=0.001）。戴镜1年后，中度近视试验组眼轴长度增加了（0.12±0.04）mm，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16±0.05）m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17，P<0.001）；中度近视试验组的SE为（-0.16±0.40）D，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58±0.60）D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29，P=0.001）；两组总高阶像差、球差及AF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两组BCVA、近视力、眼前节情况、CH、CRF、IOPcc、BUT及调节幅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ICF角膜塑形镜在观察期内能够安全有效地矫正儿童近视眼，对中度近视眼的进展控制效果更好。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不同强度光照对豚鼠屈光发育和形觉剥夺性近视(FDM)的影响。方法选取健康3周龄三色豚鼠108只，分为FDM豚鼠群54只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群54只，分别采用不透明面罩法制作单眼近视模型和双眼均不遮盖处理。采用随机数表法将FDM豚鼠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分别分为低强度光照组、正常强度光照组和高强度光照组，各组分别在20、300和5 000 lx环境中连续饲养6周，每天12 h光照/12 h黑暗。各组豚鼠每2周进行眼参数生物学测量并进行比较，采用眼科A型超声诊断仪测量豚鼠眼轴长度(AL)，AL定义为角膜顶点到视网膜黄斑区的距离；采用检影法测定各组豚鼠扩瞳后的屈光度。计算各组豚鼠AL和屈光度变化量，变化量定义为光照各时间点测量值与光照前的差值。结果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组间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组别＝0.365，P＝0.697)，各组豚鼠AL随着光照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延长，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时间＝353.750，P<0.001)。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间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组别＝3.576，P＝0.034)，其中高强度光照组豚鼠光照4周屈光度为(+2.75±2.15)D，大于低强度光照组的(+0.41±3.0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FDM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和屈光度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组别＝0.105，P＝0.900；F组别＝0.973，P＝0.387)，光照不同时间AL和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时间＝408.302、27.407，均P<0.001)，其中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FDM眼屈光度为(+2.35±1.95)D，大于光照前的(+1.90±0.97)D，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屈光发育豚鼠高强度光照组AL最短，且变化量最小；FDM豚鼠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屈光度变化量明显小于正常强度光照组，产生短暂性远视漂移。结论高强度光照可减缓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屈光度向近视漂移；低强度光照有延缓FDM进展的趋势，光照2周屈光度出现短暂性远视漂移。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基弧区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对客观视觉质量的影响。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择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在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患者60例（60眼），根据患者所选择的角膜塑形镜基弧区设计不同进行分组，非球面组30例（30眼）配戴基弧区非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球面组30例（30眼）配戴基弧区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在戴镜前和戴镜后6个月测量2组患者在5 mm瞳孔直径下的全眼和角膜的高阶像差（HOA）、球差（SA）、彗差、三叶草差和调制传递函数（MTF）、斯特列尔比值（SR）等。取左眼数据用于统计分析。组内戴镜前后波前像差及MTF、SR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分析，组间各项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与戴镜前相比，2组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全眼和角膜的HOA、SA、彗差均增加，SR、MTF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球面组、非球面组戴镜后角膜的三叶草差均较戴镜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9，P=0.001；t=-3.41，P=0.002）。组间全眼HOA、SA、彗差增加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36，P<0.001；t=2.13，P=0.038；t=4.51，P<0.001），组间角膜HOA、彗差增加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4，P=0.006；t=2.69，P=0.009）；组间其余像差和SR、MTF改变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角膜塑形镜基弧区的不同设计影响患者的客观视觉质量。相比于基弧区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患者配戴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后客观视觉质量更好。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梭形细胞型髓样甲状腺癌（MTC）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2012至2019年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诊断的梭形细胞型MTC 4例，分析其临床资料、病理学形态及免疫表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男性2例，女性2例，年龄26~54岁，患者均以颈部肿块就诊，其中1例有淋巴结转移。组织学观察，瘤组织以梭形细胞成分为主，细胞呈束状或交织状排列，细胞核呈短梭形或长梭形，胞质丰富，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少见，肿瘤组织有纤维血管间质分隔伴淀粉样变，与周围甲状腺组织边界较清。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所有病例肿瘤细胞均为降钙素、嗜铬粒素A（CgA）、突触素、CD56、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阳性，Ki-67阳性指数3%~10%，而其他定向分化标志物均阴性。随访7~84个月，4例均健在，未见复发。结论梭形细胞型MTC是一种少见MTC病理类型，诊断需要结合病理形态及免疫组织化学标记。

简介：摘要目的：对比分析配戴角膜塑形镜后2种镜片偏心的测量方法。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选取2016年8月至2018年10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完成角膜塑形镜验配并持续戴镜24个月的近视儿童77例，将戴镜前和戴镜3个月后的角膜地形图对比构建切向差异图，分析戴镜前和戴镜3个月后Kappa角距离的变化情况，然后通过MATLB编程分析，在切向差异图上模拟塑形圆并定位圆心即塑形区中心，分别测量角膜顶点及瞳孔中心与塑形区中心的距离，偏心距离1为角膜顶点与塑形圆圆心距离，偏心距离2为瞳孔中心与塑形圆圆心的距离，对比分析2种偏心测量方法值的差异。通过配对t检验分析戴镜前后角膜平坦子午线上的曲率值（Kf）、角膜陡峭子午线上的曲率值（Ks）、Kappa角距离、偏心距离1、偏心距离2的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2种方法测量的偏心距离（上下鼻颞）的差异。对眼轴变化与偏心距离相互之间关联的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和2年后的眼轴分别为（25.25±0.81）mm、（25.63±0.7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014，P<0.001）。角膜表面参数戴镜前的Kf为（42.80±1.23）D，Ks为（44.09±1.40）D，戴镜3个月后的Kf为（41.00±1.73）D，Ks为（42.85±1.93）D，戴镜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Kf=8.893，PKf<0.001；tKs=5.903，PKs<0.001）。戴镜前和戴镜后的Kappa角距离分别为（0.27±0.21）mm和（0.29±0.21）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偏心距离1和偏心距离2分别为（0.64±0.31）mm、（0.63±0.35）mm，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种方法测量的偏心方向结果均以颞下方向偏心较多。2种测量方法测得偏心距离均与眼轴变化呈负相关（偏心距离1：r=-0.332，P=0.003；偏心距离2：r=-0.310，P=0.006）。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不引起Kappa角的变化。角膜顶点到塑形区中心的偏心距离和瞳孔中心到塑形区中心的镜片偏心距离无明显差异。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在微创玻璃体切除术中应用睫状体平坦部"L"形切口摘出后段眼内大异物的效果。方法采用双向性队列研究，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后段眼内大异物29例(29眼)。根据术前CT和(或)B超检查确定后段眼内异物的长及宽，根据异物最大宽度(W)分组，以W≤3 mm、3 mm<W≤5 mm及W>5 mm分成A、B、C 3组。A组及C组分别通过常规与角膜缘平行的睫状体平坦部"一"形扩大切口和角膜缘切口摘出异物。B组通过睫状体平坦部"L"形切口摘出异物。术后随访6个月以上。结果A组13例，B组8例，C组8例；其中B组摘出异物长度为(5.4±2.9)mm，最大宽度为(2.2±0.8)mm，厚度为(1.6±0.9)mm。所有异物均一次手术摘出成功，末次随访视网膜均在位。术后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发生率：C组(4例，50%)>B组(2例，25.0%)>A组(2例，15.4%)；C组合并术后角膜溃疡穿孔1例(12.5%)。术后B组1例(12.5%)复发性视网膜脱离，手术后复位。3组均无严重并发症。结论在微创玻璃体切除术摘出后段较大异物中，经睫状体平坦部"L"形切口手术成功率高，术后并发症少。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应用跟骨塑形复位钳联合外固定架闭合螺纹针微创治疗跟骨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6例单侧跟骨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4例，女2例；于术前、术后3 d和术后6个月测量Bohler角、Gissane角、跟骨宽度、高度、长度，术后6、12个月根据美国足踝外科协会（AOFAS）评分评价踝关节功能。结果术后3 d和6个月Bohler角、Gissane角、高度、长度、宽度均较术前明显改善[（28.82 ± 1.72）°和（25.84 ± 1.96）°比（16.71 ± 2.74）°、（120.92 ± 3.85）°和（119.65 ± 3.84）°比（103.63 ± 4.62）°、（35.23 ± 1.94）和（36.51 ± 2.01）mm比（39.52 ± 1.26）mm、（48.52 ± 2.16）和（48.86 ± 1.98）mm比（46.94 ± 2.48）mm、（71.23 ± 2.49）和（70.94 ± 2.36）mm比（67.53 ± 2.5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各项指标较术后3 d有轻微丢失，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个月平均AOFAS评分明显高于术后6个月（80.6分比60.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最后的随访AOFAS评分中，获优11例，良3例，中1例，差1例，优良率14/16。术后6个月平均AOFAS评分60.1分，12个月AOFAS最后随访平均评分明显高于术后6个月平均AOFAS评分（80.6分比60.1分）（P < 0.01）。在最后的随访AOFAS评分中，获优11例，良3例，中1例，差1例。结论应用跟骨塑形复位钳联合外固定架闭合螺纹针撬拨复位可有效治疗移位跟骨骨折，具有操作简单、创伤小、有效减少皮肤软组织等并发症，临床效果满意。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青少年近视性屈光参差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自身对照研究。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从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之间开始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32例，年龄8～16（11.2±2.2）岁，随访时间2年。双眼等效球镜度（SE）差值≥1.00 D，滴用睫状肌麻痹剂后的SE范围为-0.75～-6.00 D。分为高屈光度眼组（两眼中屈光度较高眼）和低屈光度眼组（两眼中屈光度较低眼），均配戴角膜塑形镜。观察双眼戴镜前以及戴镜后半年、1年、1.5年，2年的眼轴变化。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双眼眼轴差值由戴镜前的（0.46±0.24）mm下降到戴镜2年后的（0.33±0.28）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38，P<0.001），高屈光度眼组戴镜2年后眼轴变化量[（0.38±0.21）mm]小于低屈光度眼组眼轴变化量[（0.51±0.2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2，P<0.001）。结论：青少年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可以减小近视性屈光参差双眼之间的眼轴差值，减少屈光参差量，可以更有效减缓近视屈光度较高眼的眼轴增长，配戴角膜塑形镜是改善屈光参差的一种有效方式。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倒"L"形切口在颈胸交界处肿瘤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5年8月—2019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胸外科21例颈胸交界处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2例、女9例，年龄13～76岁。11例患者术前穿刺病理检查：神经来源6例，甲状腺组织来源3例，淋巴组织来源2例。均采用倒"L"形切口行肿瘤切除术，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患者住院时间以及术后乳糜漏、膈肌麻痹、喉返神经损伤、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本组21例患者，单纯应用倒"L"形切口切除肿瘤共16例，中转全胸骨劈开1例，应用胸腔镜辅助4例。手术时间130～350 min，平均214 min；术中出血量100～500 mL，平均236 mL；患者住院时间为3.5～10.0 d，平均7.5d。术后1例患者因单侧喉返神经损伤出现声音嘶哑，1例患者出现乳糜胸，1例患者出现单侧膈肌麻痹。所有患者术后肩部及上胸部形态满意，无肢体功能障碍，无切口感染，无再次手术。术后病理提示神经源性肿瘤7例，甲状腺来源肿瘤3例，畸胎瘤3例，淋巴瘤3例，支气管源性肿瘤2例，血管瘤2例，脂肪瘤1例。21例患者随访时间3.0～40.0个月，平均20.3个月。在随访期间，15例患者存活且无肿瘤复发及转移，6例患者死亡。结论在颈胸交界处肿瘤的切除术中，倒"L"形切口能安全、完整地切除肿瘤。此切口特别适用于瘤体大部分位于颈根部的肿瘤。

简介：摘要去分化脂肪肉瘤（de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DDLS）伴梭形细胞横纹肌肉瘤分化较罕见。本文报道1例80岁男性，考虑胰腺原发性去分化脂肪肉瘤，瘤体以梭形细胞横纹肌肉瘤分化为主，脂肪肉瘤分化不足5%。组织学形态显示肿瘤主要由两种不同分化成分和形态结构组成。免疫组织化学显示MDM2阳性（脂肪肉瘤区）、p16阳性（肿瘤细胞）、CDK4阳性（肿瘤细胞）、S-100蛋白阳性（脂肪肉瘤区）、Myogenin阳性（横纹肌肉瘤区）、MyoD1阳性（横纹肌肉瘤区）、结蛋白阳性（横纹肌肉瘤区）、CD99阳性（横纹肌肉瘤区）、Ki-67阳性指数约为25%（脂肪肉瘤区）和50%（横纹肌肉瘤区），CD117、DOG1、CD34、h-caldesmon、平滑肌肌动蛋白均阴性。荧光原位杂交显示MDM2基因扩增。诊断此类去分化脂肪肉瘤需结合临床资料、形态学特点、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遗传学综合判断。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桥式交叉"Y"形血管吻合ALTF移植修复复杂性小腿软组织缺损的临床疗效。方法2010年8月-2020年9月,对于严重外伤造成的复杂性小腿软组织缺损33例,术中探查或血管造影见患侧小腿仅存1条主干血管或受区创面无可与皮瓣血管蒂吻合的血管,应用ALTF血管蒂动脉与健侧小腿胫后动脉"Y"形吻合重建移植皮瓣血运的方法,游离移植ALTF修复复杂小腿外伤性软组织缺损。33例皮瓣面积16 cm× 8 cm~25 cm × 18 cm,其中分叶皮瓣2例。将移植皮瓣的血管蒂动脉近端"Y"形血管嵌于健侧切断的踝上胫后动脉两端,皮瓣静脉与胫后动脉伴行静脉或大隐静脉吻合。悬空的血管"桥"表面应用游离皮片包裹,用外固定支架将双下肢伸直位固定。大腿皮瓣供区予以直接缝合或缝合后植皮处理。术后3~6周血管桥断蒂。出院后门诊随访。结果33例患者中皮瓣完全成活31例,坏死1例,皮瓣远端部分坏死1例。随访时间13个月~7年,平均25个月,皮瓣血运良好,质地柔软,外观满意；健肢胫后动脉术后行多普勒或DSA检查,血管搏动及通畅度正常；大腿供区切口及植皮愈合均良好。结论桥式交叉"Y"形血管吻合ALTF移植技术是解决小腿仅存1条主干血管或受区创面无可与皮瓣血管蒂吻合的血管的复杂性小腿软组织缺损行之有效的技术之一。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0.01%阿托品联合角膜塑形镜对于延缓青少年近视进展的疗效。方法：循证医学研究。检索2016年2月至2021年2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维普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万方数据库、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和EMbase等各大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经过筛选、统计数据后，将数据导入RevMan 5.4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均值、标准差，计算各个研究数据的均值差和95%置信区间（95%CI），评估比较0.01%阿托品联合配戴角膜塑形镜和仅配戴角膜塑形镜干预前后眼轴长度、等效球镜度（SE）、瞳孔直径的变化。结果：检索得到144篇文献，经过筛选后纳入9篇随机对照文献，共858例，9篇文献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为0.01%阿托品联合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照组为单独配戴角膜塑形镜。Meta分析结果显示，6篇文献记录干预1年后眼轴长度的变化，经敏感性分析后剔除1篇文献，重新分析发现试验组干预前后眼轴长度变化量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MD）=-0.17，95%CI（-0.22，-0.17），P<0.001]；4篇文献记录了干预前后SE的变化，试验组SE变化量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16，95%CI（0.09，0.22），P<0.001]；3篇文献记录了瞳孔直径的变化，试验组瞳孔直径变化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70，95%CI（0.41，0.98），P<0.001]。结论：相较于单独配戴角膜塑形镜，采用0.01%阿托品联合角膜塑形镜的方法在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方面效果更佳。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梭形细胞血管瘤（spindle cell hemangioma，SCH）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1年9月明确诊断为SCH的病例8例，并对其临床、病理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Sanger测序检测经过样本DNA质量筛选的4例SCH、24例非SCH血管病变和5例血管周细胞肿瘤样本中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基因172密码子突变情况。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女性各4例。初发年龄0~46岁，平均年龄28岁，中位年龄32岁。病程半年至31年不等，6例初发，2例为复发后就诊病例。病变位于足部4例、踝部2例、手部2例。6例单发，2例多发。肿瘤最大径1~5 cm。8例肿瘤均具有海绵状血管瘤样区和实性区。实性区主要可见梭形细胞、上皮样细胞和裂隙状血管。两种区域和实性区内胞质空泡化的上皮样细胞是SCH特征性的诊断线索。包含实性区上皮样细胞在内的血管内皮细胞可表达CD31（8/8）、ERG（4/4）、CD34（5/8）、D2-40（2/3）。梭形细胞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8/8）。内皮细胞和梭形细胞均不表达HHV8（0/7）、结蛋白（0/5）和S-100蛋白（0/3）。4例SCH中，1例检出IDH1 p.R132C突变，1例检出IDH2 p.R172G突变，2例阴性。29例非SCH病变均未检测出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 基因172密码子突变。7例SCH行完整切除术，1例行部分切除术。6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5~90个月，平均46个月。6例均无转移，行部分切除术者残余病灶无进展，余5例无复发。结论诊断SCH应结合发生部位、组织学特点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等综合分析。IDH1基因132密码子和IDH2基因172密码子突变在血管源性病变中对SCH具特异性，困难病例可行基因检测辅助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