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营判断规则已逐渐为两大法系众多国家所采纳，这种制度安排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经济逻辑。对董事等管理层只存在轻微过失的不当行为的责任规则是没有效率的，而经营判断规则的存在则符合人的有限理性，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该规则无论是作为一种推定规则，还是作为法院特定情形下审理案件的依据，都是有效率的；但其不适应用于董事等管理层违反忠实义务及存在重大过失的行为，以减少外部性行为的发生，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简介：落实证据裁判，完善证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对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从比较法和制度史角度观之，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英国司法制度变革的产物。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一些诉讼程序变动为以排除规则筛选庭审证据这种管控方式，提供了发展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对这些发展动因的制度史解释，能够为反思当代我国排除规则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参照。

简介：<正>在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中,行政外罚的措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当前情况下,单用劝说的办法暂时还不能保障汽车运输方面的交通秩序,虽然它们在遵守交通规则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内政机关的统计材料指出,苏联国内汽车运输业年年都有相当大数量的违法行为,为此,必须采取行政责任的措施加以预防和消除。现行的行政法规定了违反交通规则的行政处罚制度。达些处罚是:警告、罚款、剥夺驾驶交通工具权。有些加盟共和国还规定了行政

简介：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作者、著作权人、署名权的规则,没有明确署名权的主体究竟是作者还是著作权人,需要在考察域外立法例的基础上,从法理层面进行分析论证,重新审视作品、作者、署名权、著作权背后的价值理念,重构作品之上的权利体系。应该采用二元论,将作者权与著作权分置。作者权定性为作品创作事实的确认机制,由创作者独享;著作权定性为作品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由创作者与投资者分享。作者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创作者的身份,著作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著作权人的身份。

简介：区块链所代表的去中心化思想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为去中心化提出的共识机制、竞争记账等策略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区块链与生俱来的属性与电子签名天然契合。区块链具有的回溯与共识机制为突破当前的电子签名局限提供了可能,使电子商务有了更为强大的法律后盾。随着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可能彻底颠覆传统公证制度。现今所谓的区块链司法应用其实质,依然是电子签名及公证手段的增强,未充分体现"提供去中心化环境下信任"这一核心本质。我国司法机构天然具有国家赋予的"中心"属性,与区块链提倡的"去中心化"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未来司法领域应用中,区块链会以联盟链形式实现"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折衷。

简介：山东招远发生的“全能神”邪教案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反思。现阶段反邪教斗争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反邪教法律规范位阶不明、政令出于多门,缺乏有效预防机制。唐代是中国传统法制鼎盛时期,形成了相对完备且行之有效的惩治妖妄犯罪的规则架构。统治者基于强化社会控制之立法旨趣,构筑了缜密的防范体系和精准的评判标准。针对妖妄犯罪设定并维持了高压警戒的刑事政策,在司法活动中贯彻重典严惩的审判原则,期待以此遏制妖妄犯罪的持续蔓延。以《唐律》“造袄书袄言”为基准的对策体系及司法实践,对当今依法打击邪教犯罪具有重要启示。

简介：TPP知识产权规则显失平衡并缺乏可持续性,不能有效减少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壁垒,在世界范围内难以得到推广,无法作为未来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范本。TPP知识产权规则与我国国内发展需求不符,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理念相悖,实践也已证明TPP式知识产权规则在国际上行不通。我国并没有支持TPP知识产权规则的合理理由。我国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应当走适度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须厘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保护强度须保持在激励创新的必要限度内,知识产权制度设计须为社会公众保留足够的创新空间和竞争空间。同时,我国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在国际上,我国应当以RCEP和＂一带一路＂为契机和平台,主动掌握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完成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的转变。积极推动RCEP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规则走开放、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未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发展指明路径。

简介：英美证据法对于证人资格、证人的作证能力和容许作证的范围、证言可信度的加强、证人可信度的检验以及交叉询问等事项，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规范。《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615条，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些事项的规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英美在这方面的制度，既有助于了解我们自身，也有助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因此，本文以英美普通法为背景，

简介：广义的等值没收在吸收和借鉴狭义等值没收规则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缜密的规范体系，对各种不同形态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精准估值，计算出可追缴资产数额并将此数额确定为没收的上限。在可追缴资产中，特别值得研究的犯罪所得特殊形态是：推定的犯罪所得和污点赠与。在根据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评估犯罪所得的数额时，切忌简单行事，需要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具体分析和认定。对可追缴资产的甄别、认定和估算应当自刑事扣押、冻结或查封措施采用之时开始。如果有关财产被转移到境外或者处于境外，对犯罪资产的追踪、扣押、冻结、没收和处置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成功与否，还将取决于外国法和国际法关于当事人权利保障规则的适用。

简介：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完备的程序规则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宪法的哲学原理见之于其繁复的权力运行程序细节之中。宪法的程序规则具有权力的正当化功能、规范化功能和形式合理化功能。作为宪政基石和宪政基本内涵的法治，是一种以正当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正当程序则以宪法程序为根本。

简介：对两院颁布的“解释”、“规则”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对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人和辩护人的有关规定，明显地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这些规...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案件事实认定的顺序与侦查程序的证据调查顺序基本一致，均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开端，“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仍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审判中立的基本要求以及证据认知的基本规律，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易于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到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革除以上弊端，调整被告人口供在事实认定中的顺序，提升其他证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位次，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调查体系，使案件事实认定程序符合证据的认知规律，也符合案件事实被“证明”、“解读”和“串联”不断递进的逻辑思维顺序，从而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

简介：侦查法治是程序之治、规则之治，更是“良法”之治。科学、合理的程序规则，在形式上应具备以下特征：规则清晰、明确，规则无内在矛盾，规则可循，规则逻辑结构完备，规则体系完整等。以“良法”之标准审视我国现行侦查程序规则，其明确性、协调性、完备性、可循性等均存有缺陷。为推进侦查法治化，亟需对这些缺陷加以改进和完善。

简介：市场主体行为失犯的规则·唐宏强市场经济要高效、经济、健康地发展，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而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又仰赖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因此，对市场主体行为失范状态的形式进行概括，分析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规制对策具有...

简介：<正>一、简释夏商“五刑”和隋唐“五刑”。夏商“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简释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第23页(下面简称《教程》)。隋唐“五刑”指笞、杖、徒、流、死。简释见《教程》第206页。二、简述周朝礼和刑的关系。周朝的法,包括礼和刑两个组成部分。

简介：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多种规则系统，社会秩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规则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的规则交往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型的规则交往，呈现为用法律替代习惯的社会规则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试图实现一元规则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治理。这种规则交往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现实危机，善治理念提倡一种参与和共治的思想，基于这种理念，社会规则的交往应当生成一种共生型的规则交往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善治理念的基本要素，有助干宴瑚善治殚念的甚本目标。

简介：“入世”在即，应对WTO的挑战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完善我国现有的原产地规则势在必行，本文着重从立法上有关原产地标记的保护方面提出自己的若干见解。

简介：在没有被告人供述时，被告人的主观犯意和某些行为只能由其他证据进行间接证明。如在受贿、诈骗、盗窃、贩卖毒品、奸淫幼女、故意伤害致死等案件中，没有被告人供述的，要认定被告人的犯罪故意时，就要法官借助一些规则来帮助他们作出判断，这种规则，就是依据已经明了的事实来推论应证事实真伪的规则，也即推定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强调的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但由于实行事实上的自由心...

简介：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品格证据这一证据类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已被广泛地加以运用，有关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性的判断遂成为困扰司法人员的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或采信，各地的做法差异很大。个案的不公正现象愈发影响到法律的普适性。本文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得出的结论对研究证人，被害人等的品格证据的相关性也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重整计划强裁规则（《企业破产法》第87条）是引导当事人有效谈判行为的重要制度，但这一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被“滥用”。强裁规则的滥用与该规则的定位偏差和功能误读有关。本文力图重释强裁规则的功能，认为其不仅仅是法官裁判的规则，更是通过对当事入充分谈判结果的模拟，引导当事人的谈判行为，并化解囚徒困境的规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强裁规则应当具有动态和静态二元功能。动态功能在于作为破解当事人谈判僵局的最后手段。强裁规则本身包含的一系列最低期望收益规则起到引导当事人谈判行为并形成合理预期的静态功能。本文在对强裁规则应有功能重释的基础上对强裁规则的中国文本提出重塑的建议，并讨论其和重整制度其他条款的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