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务接待标准制度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法治政府视域中,公务接待法律标准具有公开性、统一性、清晰性、层次性、强制性与权责性等特点.它的建构对于促进接待明确与接待公开、推进有效接待与廉洁接待、实现依标与依法接待、治理腐败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制定全国统一的硬性接待标准、组织实施接待标准和对接待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就是必要任务,重点应该从平衡定性与定量、协调静态与动态、结合科学分类与长期规划、宣传的体系化与通俗化、预决算与公务卡的推广、监督多元化、内部食堂监管等方面实施,最终为促进法治政府的逐步建成提供一份支撑与正能量.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简介：我国劳动规章的性质分为三种情形：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其性质为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在公有制企业为集体契约,在其他用人单位则为个别契约.三分说比契约说、法则说更能够解释现行法和劳动关系实践.在应然层面,评价学说高下的标准是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即：是否以对用人自主权限制最小的方式来实现保障劳动权的政策目标.三分说的规制手段更丰富、更灵活,能够结成谱系,因而更容易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根据三分说评价和改良我国法律,关键是要理顺各个规制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充分地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

简介：<正>生效判决之所以被赋予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确定力既判力,其最根本的考量在于防止当事人再度对既决事项发生争执。而对于在后诉中出现的另一个纠纷是否与前诉的既决事项相同的认定,一般都需要从客体、主体以及时间三个层面来加以判断,而这三者分别构成了大陆法系既判力作用理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即所谓的既判力客观范围、主观范围以及时间范围。

简介：《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贯彻实施以来,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加深对＂标准＂的理解,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与《中国司法鉴定》、《法医学杂志》将于今年暑期联袂举办＂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培训暨研讨会＂。本次会议将请＂标准＂起草专家对疑难问题作深度解读,对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讨。征稿内容和要求如下：

简介：为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工作，保证司法鉴定机构的仪器、设备达到所从事鉴定业务的基本配置标准和要求，根据《全国人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五条和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司法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基本配置标准（暂行）》。2006年11月29日，司法部下发了该配置标准。该配置标准按照鉴定类别逐项分别提出仪器设备的配置要求，既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登记工作的具体标准，也是检查、评估的依据。对于申请开展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达到该配置标准中对所申请鉴定项目仪器设备要求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予登记；对于配置标准公布之前已经登记并公告的鉴定机构，应在一定期限内达到配置标准的要求。

简介：曲马多，英文名Tramadol，是一种含有阿片类成分的镇痛药物，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可用于缓解癌症、骨折、手术等导致的中度至重度疼痛。据相关资料显示，正常人如果每天服用300毫克或更多的曲马多，可在短期内上瘾；长期大量服用可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以及肝脏、心脏、大脑等造成严重损害，并可产生类似海洛因成瘾症状，造成服用者重度药物依赖并发生严重的精神错乱及人格改变。公安部2009年3月作出的《关于办理非法贩卖曲马多案件相关问题的批复》明确了曲马多的毒品性质。沈阳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第二类精神药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规定，

简介：<正>涉关当下中国定罪与量刑如何运作,不光是一些学者从法理层面献策献力,在司法界,更多体现在人民法院,对如何裁判,尤其是刑罚裁量的量化、细化、精准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或称试验。这些司法改革凝聚了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司法工作者的无畏的探索精神,体现了人们对中国司法何处去的关切,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不过和

简介：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签署以来,强制许可成为限制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一项措施。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建立专利制度上立场的不同,1995年TRIPS协议中,强制许可成为主要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促进专利技术推广利用的一种保障措施。国际公约的规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需要各国在自己的实践中具体化。只有在科学的标准下适用的强制许可才是合理的,才能真正发挥国际公约所追求的目标。

简介：当前理论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是否降低存有分歧,但认罪认罚案件大多因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事实清楚、证据扎实,这类案件由于达到证明标准的难度较低所以程序相应简化,并非程序简化故而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强化审前＂证明准备＂使得证据组合接近,甚至达到证明标准,藉此在刑事诉讼之纵向构造上启动程序简化,而庭审中需要在控方完成＂他向＂之＂司法证明＂的基础上,着重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和明知性。

简介：在同一犯罪的犯罪构成存在层次性变化的情况下,同一犯罪的既遂标准相应地存在层次性差异,而不可能具有唯一性。相对于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而言,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情节加重犯以及包容加重犯之间所存在的构成要件的层次性差异所决定,对这四种加重犯和基本犯的既遂标准应予以区别对待。加重犯在内部结构上由基本犯和加重因素两部分组成;脱离任何一部分对加重犯的既遂问题进行讨论,都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加重犯既遂的判断标准是：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齐备加加重因素的具备。

简介：<正>从2001年到现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在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3G的发展速度和用户规模仍远低于预期。3G发展缓慢,固然有其技术性能上的原因,高昂的知识产权(IPR)成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根据CSFB

简介：<正>在金融方面的国民待遇,是指一国给予外国银行在本国金融市场上与国内银行同等的权利和优惠。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对外资银行是否实行以及实行国民待遇的状况反映了该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并常常成为一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核心与基础。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各国银行资本竞相逐鹿的场所,其市场开放程度高,又有重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的传统,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也有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因此,研究美国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标准的立法与实践并从中把握其实质内含和发展动向,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及国内银行进入美国市场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简介：继戈德伯格诉凯利案将正当程序保护扩展至社会福利领域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对正当程序的具体衡量标准予以了明确。就程序正当性问题而言,本案的争点为,终止社会保障伤残津贴决定前,是否需要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情境化”的衡量标准,即行政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需在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的基础上,个案化地作出判断：第一,可能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第二,因为现有程序而使相关利益遭到错误剥夺的风险,以及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保障所可能具有的价值;第三,政府利益,包括所涉及到的行政职责、采用附加的或替代性程序所造成的财政及行政成本。经过上述两个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扩大了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范围,同时又确定了灵活的判断标准。

简介：目前,对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和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议》有关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定义,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其字面表述所体现的彼此间的差异,对其彼此间实质的联系却认识不够。由此导致在对我国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不恰当地将两种版本的定义对立化。但根据条约解释理论,ISO/IEC与《TBT协议》对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定义并不冲突,而是彼此充实,后者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基于自身目的予以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正确使用标准与技术法规术语,建立与完善技术法规与标准体系,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把握贸易自由化与本国贸易利益维护间的平衡,实现对外贸易中利益的最大化。

简介：俄罗斯联邦标准化立法经历了绝对强制性标准、强制标准、自愿标准为主与强制标准为辅和自愿标准四个时期。2015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标准化法》以自愿标准为原则,改革和完善了标准化管理工作体制和机制,为标准化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标准化法律除了国家标准化体系文件,还有全俄技术和信息分类、团体标准和技术条件、规范汇编以及强制性标准化文件等多样化的标准种类。法律保障所有利害关系人参加标准化文件的制定,将标准交由市场主体制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对标准进行统一协调和监督,以此引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地区标准和国家间标准的制定,争取国际标准的话语权。

简介：在每一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有一本《天津法院司法标准化文件汇编》，这本册子全方位、多层次地规定了各项司法活动标准，成为法官工作的好帮手。

简介：土地征收争议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批复争议及补偿标准争议是土地征收争议的焦点。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不甚明确,土地征收批复争议如何救济存在很多争议,完善土地征收批复争议的救济机制,需要和《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同步进行。而对补偿标准争议,可以建立新型的裁决救济机制,即设立专门的全国及省级征地补偿裁决委员会,对省级裁决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全国裁决委员会申请复核,复核的裁决具有终局性;但是,土地权利人如果选择了裁决,就不能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选择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就不能再申请裁决。

简介：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简介：一、导言根源于超越文明、种族以及人与人之间具体差异的普遍人性,基于整个人类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人类文明的一些共同成果往往具有普适性价值.作为法律制度的文明亦是如此,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这些要求独立于实在法制定者的意志而存在,并且需要在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中予以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