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60年代，在整个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孕育着重大战略调整的特殊时期。说到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成就，首先。顶住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压力，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其次，借助于中苏论战。最终摆脱了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站稳了脚跟；第三，充分利用美苏争霸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对西方发达国家作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并调整受到极左思潮破坏的外交战线，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作了充分的准备。

简介：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战略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

简介：英国的殖民征服与统治剥夺了澳大利亚土著应有的公民权地位，使得“第一民族”长期处在一个备受欺凌的社会境地。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土著争取自身权益尤其是公民权的运动也从未止歇过，并从1920年代起进入一个有组织领导的阶段。在近半个世纪中，土著争取公民权运动不仅不断走向深入，而且其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并在1967年迎来了一次决定其公民身份的全民公决。土著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除土著群体自身努力与斗争之外，非土著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与支持可谓弥足珍贵，当然与“白澳政策”的日渐褪色也存在重要关联。

简介：1980年代以降,随着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在"重构台湾"的过程中,台湾史研究亦呈雨后春笋之势,随之风起,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台湾史学界的"显学"。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术界对台湾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有不同角度和程度的回顾与反思。这些回顾与反思,既是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亦是学术史研究的对象。目前对于本课题及相关问题,笔者所见仅刘翠溶有过一定的讨论。

简介：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记载，若从文献角度进行追踪，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出于后人杜撰。这是由于晚唐五代人对盛唐风流的特别追慕与好奇，而关于杜甫的史传资料又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后人需求，于是出现了如此大量的文献杜撰现象。然而这些杜撰的文献材料此后又多被新、旧《唐书》杜甫本传所采纳，遂被后人信以为真，并以讹传讹，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简介：本文通过对50年代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社会改革运动整体过程的叙述和评价，赞扬了党中央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肯定了那个时期新疆各级党和政府创造性的工作，总结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许多重要经验。

简介：小河区,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它得名于流经境内的小车河。小河区主次干道大都以中国的著名江河命名。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贵州省调整贵阳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小河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花溪区的行政区域。就在这片新的行政区域之上,也有一段悠久的历史……小河区建区历史很短,其建区前的行政隶属关系变迁较为复杂。元朝建金竹府,《长顺县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年二十六年（1289年）,以金竹寨置金竹府。”明洪武五年（1372年）,

简介：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后来，“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广为人知的口号。

简介：1984年7月，省委调整徐州、淮阴、连云港市委的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家正任徐州市委书记，副省长李绶章任淮阴市委书记，团省委书记季允石任连云港市委书记。

简介：南北大侠杜心五的关门弟子朱允廉老先生曾对笔者说：“师父的几个弟子除我以外，都是武林高手，不过我最钦佩的还是师兄万籁声。只有他才是自然门的惟一传人。他一生打过270余次擂台，次次获胜。朱老还说，万师兄见他多年伺俸师父杜心五有功，对他感谢不尽。时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武协主席、福州市武术馆名誉馆长等职的万籁声，在晚年与朱交往甚密。

简介：在吴械《韵补》的古韵研究、朱熹的“古今之诗三变”观念等影响之下，宋元两代有不少诗学着作重视：（1）辨古今诗体之异，复兴汉魏诗风；（2）辨古体格律和用韵。元代科举考试的“古赋”进一步地要求士子认真对待“古韵”，迫使人们寻求古体、律体诗赋押韵规范（如《古今韵会举要》）。宋元诗学的这种辨体意识，到明代脱胎成了李束阳、前後七子等的“复古”诗学，同时还产生了具体支撑古诗创作的杨慎古音学、古今体通用韵书（以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为代表）等副产品。可是，随着明季以後的韵学研究的精密化和朴学化，本来携手并进的诗学和韵学两个领域逐渐变得疏离，在清代知识菁英世界中各自发展成了专门之学。

简介：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战乱频仍，各国君主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权，纷纷效仿唐制，设科取士，选任人才。南方诸国皆因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发达，加以统治阶级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因而科举考试制度得以沿袭盛唐余绪，相以为继。对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的历史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岭南科举考试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

简介：在同时代人的记述中，1920年代的上海究竟是如何形象？由于当时的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国际都会，对她的描述可谓不计其数，所持角度也多种多样，作者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1920年代日本人游记中对上海的描述，堪称视野独到，别具一格，栩栩如生。游记作者笔下的上海城市印象，既有众所周知的繁华景象，也有半殖民社会生活的黑暗一幕，以及日本人在这座城市中的活动场景。此外，1920年代是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代，而上海是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心，于是游记中也留下了对民族主义运动现场的生动描述。

简介：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旅游业得到初步发展，津浦铁路沿线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曲阜遂成为旅行社重点推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多数游客，抱着对孔子的敬意及对其后裔的好奇心抵达曲阜参观游览。但曲阜落后的交通、寥落的景点、衰败的社会经济和保守的社会风俗，让多数游客对曲阜城这个“乡村化城市”略感失望。游客们虽能肯定孔子及其历史地位，但已失去帝制时代的温情与敬意。在进步与革新思潮的影响下，孔子及其后裔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曲阜也成为古老与落后的象征。

简介：西安地处内陆,和西方文明直接交汇的时间较晚,近代工商业、交通、新文化等城市文明要素的发展相对滞后.从长远的“历时态”看,西安的城市结构与功能处于逐步完善的变动过程之中.“都城时代”西安的城市图景与社会生活,在多个具象层面,已经得到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而“后都城时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西安城市研究,还可再探.1920年代,西安近代化的城市建设尚在初步进行中,社会生活亦处于新旧转轨之际.历史学家王桐龄旅陕后所著之《陕西旅行记》与《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有对1920年代西安的市政建设、文教事业、实业状况、交通设施、社团组织、民俗宗教、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记载.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并与同时代其他有关资料互相参照,对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做一窥探.

简介：唐五代宋初典籍中常出现＂帔子＂、＂领巾＂、＂披帛＂三名,俗多混为一谈,以为是一物异名。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爬梳整理,并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文献,发现＂帔子＂、＂领巾＂、＂披帛＂三物虽有相似之处,但实有本质差异,绝非一物异名。造成现今各大型辞书、专著解释模糊、混淆不分,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古人强为分别,反与事实不合,今人干脆不加分辨;二是＂披帛＂之物出现较早,但其名晚唐五代始有,名实不能相应,唐人多以相似的＂帔子＂或＂领巾＂代称,以致今人不察。

简介：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简介：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简介：本文以2009年5月拍卖的梁启超致胡适函为主要资料，辅以其他相关文献，力图还原1920--1922年间二人在学术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佛教史》、《墨经校释》诸书写作中与胡适的互动，并对一直面目不清的梁着《国学小史》与胡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关联进行了分辨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