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集资诈骗罪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集资行为面对社会公众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征

简介：集资诈骗作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犯罪行为应当从＂非法占有目的＂、＂欺骗手段＂、＂诈骗对象＂和＂犯罪数额＂几个犯罪构成要件上与其他类似罪予以区分。同时由于集资诈骗罪的涉众性,我们应当根据《刑法》中的共犯原理对涉及集资诈骗的其他人员一并予以处罚。

简介：本文案例启示：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集资款据为己有或使之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在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集资的非法性不应局限于程序上的非法性,亦应包括实体上的非法性。除了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外,不论集资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均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集资。

简介：【摘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刑事立法及其调整对象是否应当有重心转移，这是一个仍然有着不同观点和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保证，离开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基本前提。相反，社会的稳定，同样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持续、健康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出现了所谓的“稳定”，那也是暂时的、表层的。所以，加强对经济犯罪的研究和总结就十分必要。在此，笔者就针对“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集资诈骗诈骗区别

简介：陕西集资诈骗第一案：2004年9月，张涛虚假出资登记注册。成立陕西益万家购销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对外宣称“消费积分奖励”的经营模式，但实际中却以巨额奖励为诱饵。采取“现金积分奖励”模式向会员非法集资。同年11月，郝永生化名张锦贵，虚假出资成立陕西世纪缘商贸有限公司．套用益万家公司的运作模式。由于该公司发展会员较少，不久即无法经营。当其得知张涛打算注销益万家公司时。即找张涛商谈收购事宜，由郝出资2万元收购。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不和谐的因素在人民生活环境中诞生。本文旨在针对集资诈骗罪的若干问题分析展开论述，通过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详细解说以及相应问题及改进措施的论述，展现出我国不断增强的国民力量。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通过新型安全力量的增强，为保证人民生活安居乐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简介：【裁判要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均是破坏国家金融秩序行为，并具有相似的行为表现方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虚构了主要的客观事实。在司法实践中，要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证据分析、判断，从而准确定性。

简介：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如何适用法条存在争议。有观点主张有限度地坚持重法优先,有观点则主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与理论上的学说争鸣不同,审判实践中特别法优于一般的做法得到了较好地坚持。以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竞合关系入手,通过对2014-2015年内审结的案例进行研究,在对集资诈骗罪案例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集资诈骗罪主要有三类,其中两类没有适用重罪（诈骗罪）,第三类应属于诈骗罪范畴（该类行为虽具有集资外观,但其欺骗性与对侵占财产的故意都与诈骗罪一致）,但法院对此类具有＂集资＂外观的行为,大体上仍适用轻罪（集资诈骗罪）,因此司法实务还是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没有得到审判实践认同。

简介：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犯罪率逐年升高，用行为金融学的观点可以解释集资诈骗犯罪者的心理和受害者的心理。其中前者是基于前景理论中的承诺升级，后者是基于羊群效应。在研究犯罪者心理的基础上，可以从经济学和法学角度找到治理集资诈骗罪的办法。

简介：以吴英案为热点，刑法学界和刑事实务界围绕集资诈骗罪展开了争论与探讨。如何界定“非法集资”、“社会公众”、“非法占有目的”等要素，是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在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严把集资诈骗罪的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八）》保留了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集资诈骗罪死刑是否应予废止将是刑法学界长期研究与关注的问题。

简介：【裁判要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并非对立关系，对于利用传销活动进行骗取财物的，在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同时也构成集资诈骗罪。在具体处理上，可按想象竞合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也即当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可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目前宪法学界对死刑存废的讨论，多从“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或平等权保障”角度入手，鲜少将死刑制度或具体死刑罪名存废的合理性，置于宪法层面，进行整体考察。以《刑法修正案（九）》取消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作为分析对象，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范三个层面对该罪死刑废止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判断死刑存废合理性的三个判断要素，即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是否侵犯生命权和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在此标准的考量下，我国应当选择“保留死刑、减少死刑罪名、限制死刑执行”的路径，加快对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止进程，同时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推动死刑改革的进程。

简介：在客观行为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诈骗行为,并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应当区分作为手段行为的诈骗行为和作为目的行为的诈骗行为,后者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集资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系目的犯理论中的断绝的结果犯,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法占有目的'证明责任的转移和免除。我国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不需要做完全统一的理解,在集资诈骗罪中,应当解释为'实现占有并所有,不愿归还'的意图,这样才能较为精确地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紧紧围绕这一点,对'非法占有目的'做严格的界定。

简介：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该强调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避免客观的依结果归罪;对诈骗行为的认定,应该关注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被骗行为间的互动。就本文述及的两个典型案件而言,不宜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可考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英定罪;因涉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备受质疑,无法认定曾成杰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时,既要避免唯数额论的倾向,又要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和舆情民意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尽量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以尽快推动立法上废止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简介：集资诈骗罪中被害人并不是完全的无辜者，在集资者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有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本身具有的投机心理降低了刑法的值得保护性。被害人信条学作为研究行为人与被害人交互关系的学说，通过对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之一“认识错误”的限缩解释，以被害人的视角完成对集资诈骗罪成立与否的评价，以此突显出被害人的主体性地位，限制集资诈骗罪的扩张适用。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论文摘要：诈骗罪是近年来较为高发的侵犯公民财产的犯罪，由于法律对于诈骗罪概念的规定较为简单，而实际案例中有存在复杂多样的介入因素等情形，因此在以何种罪名进行评价时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围绕诈骗罪犯罪构成进行了分析，并对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与虚构借款理由的民间借贷等界限进行了区分，以期为读者们增加些讨论观点。

简介：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并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当时的立法者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对合同诈骗行为进行打击。但是对任何事物的评判、对任何政策法规的适用和理解都是要放到一定历史和时代背景中，通过实践进行检验。这也是法律为什么要适时进行修订的原因。在新《刑法》颁布实施十年有余的今天，笔者在审查起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过程中，

简介：作为诈骗犯罪的特殊形式，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对两罪的区分应从各自的犯罪构成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找出两罪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揭示两者的法理关系。然后提出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竞合时的处理原则，希冀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