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近代史上,澳门和香港一样,一方面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另一方面成为许多革命志士的“庇护所”。叶挺将军一生中也曾几次避居澳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曾在此隐蔽过一个多月,然后离澳赴穗,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再次返回澳门,隐蔽待命。半年后,他又从这里去了苏联和欧洲,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亡和强烈的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抗日救亡事业。1932年秋,叶挺携夫人李秀文和次子叶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从1932年秋至1937年春,叶挺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前往香港和祖国内地。这一时期,他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
简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等一系列矛盾交织的宏观背景下,继劳资纠纷、征地拆迁之后,污染类邻避设施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子。因此,探究政府、邻避设施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三方间利益关系,理清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对于邻避冲突的预防和处置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污染类邻避设施相关利益主体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而从博弈论视角出发构建政府、邻避设施营建企业和周边民众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政府、营建企业和周边民众的稳定演化博弈策略选择分析,得出推动博弈三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点收敛的条件。利用Matlab对三方演化模型模拟仿真,结果表明政府采取不监管策略、营建企业采取合作策略及周边民众采取不抵抗策略是邻避冲突中三方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高强度的政府奖励力度有利于促进营建企业采取合作策略,而抑制周边民众抵抗行为策略的选择;营建企业的经济补偿对于降低民众抵抗力度具有临界点,只有高额的经济补偿才会激励民众选择不抵抗的行为策略;而周边民众的抵抗力度对营建企业的策略选择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对邻避冲突中相关利益主体起到一定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邻避设施建设的监管者,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完善公众参与渠道,降低个体风险感知;第二,营建企业作为邻避设施建设的实施者,应积极采用环保技术,构建科学利益补偿机制;第三,周边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落地”发挥关键作用,应加强自身公共理性,合理评估邻避风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