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城乡差距较大的现实条件下,强调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权益'属性,有助于促进农村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农村儿童受教育权实现的过程,也是作为公民的农民利益群体(或个体)与国家及社会关系构建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力量从起点、过程到结果的各个方面,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儿童受教育权测评指标体现为受教育机会权、条件权和成功权三个方面。测评农村儿童受教育权,需在构建和分解指标体系的同时,综合考虑指标权重和赋值、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以及'观测点'的筛选等问题。

简介：在2014年3月15日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联合发布《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测评标准》。这是我国互联网领域首部由独立第三方学术机构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测评行业标准,严格遵循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准则,是在充分考量消费者个人权益保障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的。该《标准》以知情同意原则、合法必要原则、目的明确原则、个人控制原则、信息质量原则、安全责任原则为基本原则,制订了包括知情同意、收集、加工、使用、转移、个人控制、政策修改、安全责任、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在内的指标体系。

简介：一、前言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自2014年开始以学术研究、民间观察视角关注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基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及OECD《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指导原则》,APEC《隐私保护纲领》,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指令等国内外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于2014年3月15日,本中心联合中国科技法学会,针对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发布了《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测评标准V1.0》(简称'《测评标准》1.0版'),应用此测评标准测评了20家企业的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旨在促进企业制定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合法利用在经营活动中收集的个人信息.

简介：<正>国务院2010年10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从2000年开始,安徽省政府法制办会同省政府有关部门,每年选择几件已施行一段时期的省政府规章实行"回头看",进行实施效果情况的测评,形成制度化的"立法后评估"。本文结合安徽省政府规章测评工作实际,对立法后评估制度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予以分析研究。

简介：

简介：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刑罚处罚的'网络游戏外挂'相关的行为包括了制作运营网络外挂的行为与使用网络外挂牟利的行为。对制作运营网络外挂行为的定性存在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两种观点,由于刑法上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仅限于侵犯复制发行权的行为,而制作运营网络外挂行为虽然属于对网络游戏软件作品的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但却不能认为是侵犯其复制发行权的行为,因此在现行刑法框架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是较为妥当的。但对于使用网络外挂牟利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在解释上是存在疑问的,同时将此种广泛存在的使用网络外挂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其刑事政策上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简介：一、再犯的含义再犯是与初犯相对称的概念。初犯是指首次犯罪即被抓获而受到刑事制裁的情形。至于再犯,我国刑事法律未作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解释。就字面而言,再者,复也,再犯就是再次犯罪,重新犯罪,犯罪次数至少二次或二次以上。就再犯的范围而言,有狭义、广义、最广义三种,我国刑事法律中均有体现。狭义的再犯是指因犯罪而受刑事制裁,在刑事制裁内容执行完毕后,再次实施犯罪

简介：“社会危害性”没有揭示罪量要素的本质。罪量要素是违法的程度要素，既包括客观的违法要素，也包括主观的违法要素。但是，罪量要素不是责任的程度要素。罪量要素在立法上具有不可避免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罪量因素不是立法过于粗疏的表现，因为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语境依赖导致语义具有不确定性。罪量要素不是我国刑法的创举，其具有超越实定法的存在基础。罪量要素具有逻辑学上的划分依据，是谦抑主义的要求，也是刑事政策的技术考虑。

简介：过度维权行为是维权的一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因为，以向媒体曝光相威胁向他人索要财物，与单纯向新闻媒体投诉只是将问题曝光于社会的性质是不同的，已符合敲诈勒索罪手段的威胁性；高额索取他人财物，在不能证明其要求具有合理性时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只要存在侵权纠纷的原因，就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违法阻却事由。

简介：过度维权行为从性质上讲，属于行使权利范畴。行使权利通常是不会构成犯罪的。但如果在行使权利过程中，超出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一边界时，其行为已不是行使权利而是滥用权利行为，滥用权利可以构成犯罪。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一是行为人所主张权利超出权利范围，但在手段合法的场合，属于行使权利行为，不构成犯罪；二是行为人所主张的权利没有超出权利范围，但在手段不合法的场合，可能构成财产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三是行为人所主张的权利超出权利范围，且在手段非法的场合，则构成敲诈勒索罪。

简介：美国司法绩效评价是对任期制法官的履职表现进行科学评估的一种制度设计，兼具司法信息公开和提升法官履职水平的功能。该项制度与法官任期密切相关，因而在美国联邦、州司法系统运行情况区别较大。尽管司法绩效评价制度运行三十余年来在是否影响司法独立、能否有效帮助法官改善履职等方面一直遭受质疑，但其科学的评价标准仍然可以为完善我国司法绩效评价机制提供借鉴。

简介：网络空间虽是一个虚拟空间,但互联网自由不是绝对的。互联网审查的现实必要性在于政治、社会、安全和控制互联网等多重因素;其多样性表现为各国往往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开展互联网内容的过滤、屏蔽。尽管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开展互联网审查的依据是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或国内法的主张,但互联网审查存在危及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等人权的可能性;而由于缺乏评判各国互联网审查的统一标准,有些国家的审查措施反映良好,而另一些国家的网络审查则遭到非议和批评;肆意地对别国的互联网审查状况进行评头论足,往往会引发有关国家间的对抗、而无益于其改进。有学者提出公开、透明、准确、有效等参考标准,来衡量各国开展互联网审查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但这些标准存在实施困难等问题、而难以推广。

简介：主权财富基金(SWF)的投资有助于稳定东道国的金融秩序、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但SWF投资也有可能因为背离商业目标而最终扰乱资本市场机制,削弱目标公司的内部治理。在国内法层面,东道国的私法不足以防止主权财富基金滥用其股东和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又容易引发新保护主义与新重商主义之争。在国际法层面,就SWF制定"硬法"旷日持久,当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最佳行为规范"等"软法"的制定和推行方面。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之际,中国有必要采取多边的规范主义视角,发挥规则制定者的作用。

简介：2013年4月25日，新修订的德国海商法正式生效。回顾历史上的历次修订情况，采取纵向比较的方法，力图展现德国海商法发展的全貌，重点论述了本次最新修订的内容。在2008年通过《鹿特丹规则》的大背景下，考察《鹿特丹规则》对本次德国海商法修订的核心内容——海上货物运输的影响。本次修订后，新法具有结构体系化、内容精简化的特征，但本次修订的内容是否能为航运实践认可尚不确定。

简介：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诚信越来越具有突出的作用。2002年《保险法》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目前保险业的社会信誉状况确实不容乐观，造假现象普遍，误导甚至欺诈问题严重。因此，保险诈骗行为的犯罪化，为严厉打击严重的保险诈骗提供了刑事法律武器，同时必将促进保险业诚信度的提升和保险市场有序性的提高。

简介：[案情]2015年12月3日晚11时许，董某、吴某、王某、陈某四人在县城姐妹夜宵店喝酒时,董某看到其女友郭某与刘某也在旁边喝酒。席后,董某等人尾随郭某、刘某到县城远大宾馆，以捉奸为名,冲进刘某所开的105房间，对正在亲吻的刘某拳打脚踢,并以告知刘某的妻子“刘某与郭某有两性关系”相要挟,向刘某索要人民币2万元。

简介：在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建立一系列行政评价机制,完善参与型行政,是实现公共利益这一行政活动的最高目的的基本保障。在行政评价和参与型行政方面,发达国家已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正在引进行政评价机制的中国予以关注和借鉴。确立解消信息非对称性的信息公开、信息发送机制,是实现参与型行政评价的前提条件。政府应当在履行公开信息和说明责任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市民参与行政评价进行技术支援,提高相关主体的“掌舵”技能,支援相关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要赋予行政评价更进一步巩固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实效的制度,行政评价的法制化是首选的途径。

简介：<正>现公布《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简介：围绕案件质量建立一定的评价体系,对于保障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其必要性.公诉案件质量评价体系应体现一定的功能,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其内容应包括评价标准、评价程序二个部分.

简介：2018年12月,受到广泛关注的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二审宣判,一、二审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再次反映出广告过滤行为正当性评价中存在的极大争议。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其宣示意义大于实用价值,对行为类型的列举既不互斥也不周延,如何评价未类型化互联网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依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未类型化行为只能在充分考虑互联网竞争特殊性的前提下,保留在一般条款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