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过客》里那个黑衣人倔强、黑须、乱发的样子,令人无法不注意到其与鲁迅外形的高度相似。这个疲惫干涸的过客,需要经由老者和女孩的转译才能呈现出自己的思维特征和情绪状态,从他对于老者劝告的拒绝和对于女孩好意的诅咒中,一个去意已决、完全放逐自我的孤独者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与此同时,鲁迅思想里的“过客”意识也浮现了出来。作为曾奋发于“五四”的知识者,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所写的大部分文字,泛着跌落和受伤的隐约淤色,并常伴有困惑和彷徨。在疑忌的顶点,他选择的“我只得走”,但这不是一往无前的冲锋姿态,而是“还是走好罢”的“过客”意识。本文通过挖掘“过客”意识,来完成其与同时期困顿的鲁迅之精神同构。
简介:18、19世纪,作为整体符号体系的儒家世界开始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宇宙观逐渐动摇,并试图在作为他者的西方面前寻求一个相对化的自我定位。各路知识分子在亦敌亦友的西方参照下,整合国内分化的各种势力,加入到西方所建构的国家秩序与话语体系中来。建国以后,如何在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处理少数民族他者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了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同质性。9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建构策略在"作为自我的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双重影响下不断遭遇实践与理论困境。这一历史生成的学术困境——即将中国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格局的民族国家进行表述,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社会的体系进行书写——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知识脉络中寻找出路。
简介:对于理解中国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分布在青海东部化隆、循化等地境内卡力岗山区的「藏语穆斯林」现象,确实能够提供出一个具有结合当代族群史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特色的观察案例。如果从族群溯源研究的观点看来,此一观察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论述面向:一、在历史记忆的展现方式上,「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争议,都必须面对藏文化如何与穆斯林文化并存适应的事实;二、从花寺门宦太爷马来迟于清乾隆年间至卡力岗传播伊斯兰教的传说开始,经过格底目、苏非主义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当地宗教意识的变迁意义及其对于穆斯林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形塑过程;三、当代大陆民族识别下,回族与藏族的法定少数民族身份,对于「藏语穆斯林」的族群认同意识的巩固,及其所引发的族群边缘研究意义的讨论。而这种以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的论述模式,亦有助于扩大并深化当代中国西北族群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简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开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逻辑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中国既有疆域相对应,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也就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稳定的边界,这一民族符号符合中国社会整体利益,获得广泛认同,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符号阐发其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修正和限制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指引和塑造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