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现代社会里，科层化与技术化作为社会整体合理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在制度上和结构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层体系必然带来技术化，技术化是科层体系的组织和行为特征。技术化本身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科层体系，而科层体系内部的自我约束也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是，所有的政治目标和要求都只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形成，并且通过自主的外在力量来监督科层体系予以实现和落实。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政治日益技术化，而这个趋势同时又与高度的科层化结合在一起。

简介：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并作为理论哲学真理符合论的超越.

简介：韦伯对儒家合理性的判断是含糊的。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有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儒家文化有认知合理化潜力，但他没有考察儒家文化的伦理合理化。分析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概念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即经验普遍准则的确立或知识论证之主题和主客体关系之预设。不同社会学合理性其预设和知识性质不一样。既有主客对立和客观知识的对客观世界认知取向的工具合理性，也有主客对立和外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伦理取向的形式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还有主客统一和内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伦理取向的交往合理性。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天人合一是其预设；重内在主观知识，轻外在客观知识是其特点。伦理文化缺少主客对立，无法建立客观知识和外在规范知识，客观世界的认知合理化和社会世界的客观伦理合理化潜力低；但其建立起主观的内在规范知识，具有一定的主观伦理合理化潜力。儒家文化在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都具有合理化潜力；且由于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得以实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在认知和伦理上合理化潜力高，但直到宗教改革赋予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潜力才得以实现。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最高分野，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对立构成了马克思进入政治哲学思考的总背景。个人与社会作为道德政治的两种主体其实是政治哲学理论反思的产物，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在这两大原则消长的背后进行着。按照西方哲学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标是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政治的本质则是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

简介：易学的哲思──人类理性的导引（台）高怀民前言说到易学，我想最基本的认识应该有，那就是：它是哲学思想。近世以来，哲学界人士由于受广东西文化交融的影响，愈重视哲学问题的剖析与精索，大家把易学的卦象摆在桌面上去审查他们的排列组合方式，去思辩它的阴阳生化思想...

简介：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

简介：

简介：西方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又是一致的,满足人类利已本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我们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必须抛弃这种利已主义的价值观,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和道义责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简介：中国自商周以来就特别重视父系血缘关系，随着儒家学说的盛行，血缘观念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民间风俗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念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妨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本文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分析了血缘观念的不合理性，指出姓氏区分和血缘传统并没有基因学依据。对个体来讲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有心理学意义，而没有生物学意义。同时根据文献史实论证了过分重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私爱的危害。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道家和墨家思想对淡化私爱、强化公德、构建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简介：儒家“命”的观念认为在人生历程和结局中，存在着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超越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儒家思想中超越的理论层面上的终极关怀的理念。儒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对“命”的观念不断作出洋溢着人文精神的诠释：认为“命”之超越性就内在于人的气禀和德性之中；“命”之必然性实际上是在生命源头处的偶然性和在终点显现的一次不可逆性；按照伦理、物理地生活——“尽人事”，就是“命”的实现。凡此皆显示，儒家的人生终极关怀充盈着理性自觉。

简介：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简介：<正>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就要“爱人”。而“爱人”的关键是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简介：《周易》明德慎罚的刑罚观，止讼、息讼的狱讼观，都是周人的政治理性的清晰表达。它说明了周人崇尚德治，以明察为前提去折狱用刑，其目的不是止于威，而是止于义。这种道德与文明使得刑罚与狱讼具有了教化功能，它化消极为积极，化纷争为和谐，化不断应对动态事件为稳定的长治久安。周人长期实践而凝定出的理念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观念，在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中发生着深刻影响。

简介：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简介：政策执行者具有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等身份属性。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者扮演多种角色。这些角色互有交叉、彼此重叠，形成角色错位、身份矛盾，使执行者陷入价值选择的困境。政策执行者在价值选择中所具有的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常呈失衡状态，表现为其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这些情况使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难以避免。

简介：对结果导向的批评可谓国内绩效管理研究的一个特色,其理由涉及价值取向、可行性、公平性、片面性等。基于结果导向的准确内涵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本文对这些理由做出回应和反诘。结果导向原则不仅理论上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是矫正实践偏差及其负面后果的现实需要。

简介：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网络出现两种非理性的舆论，一是源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幸灾乐祸言论，二是轻视中国救灾努力的妄自菲薄看法。本文认为网民的表达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但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不利于网民网络媒介素养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提出发挥微博和博客的意见领袖作用，引导网络舆论走向理性的建议。

简介：10月9—12日在浙江大学召开，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SLC）举办。来自英国、德国、美国、荷兰、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卢森堡等国家以及中国部分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理性主体在知识获取、信息交流以及互动行为等方面的特点。主要议题涵盖逻辑学、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例如群组认知潜力、非单调性认知推理的形式模型的“局部性计算”概念、逻辑在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应用、经典逻辑和概率论这两种形式方法在处理推理时可能导致的规范冲突、策略博弈、互动多模态逻辑的矢列演算、动态道义逻辑、迭代算法的统一认知分析、无自反性的非确定性命题逻辑的矢列系统等。

简介：为了对内涵主义解悖路径进行反驳，证明信念悖论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自指，美国学者孔斯严格建构出一种不需要自指的悖论，史称“盖夫曼-孔斯悖论”。他指出，只需要两个断言与四条认知逻辑公理模式，即可在不使用语句谓词的情况下构造此类悖论。盖夫曼-孔斯悖论的本质涉及了“合理行动”，是一个异质于认知悖论的严格的“合理行动悖论”。这种指认使得逻辑悖论研究与当代行动理论及行动哲学研究的深层关联得以彰显，同时也是对出现在决策论与博弈论等领域的一系列理论疑难的逻辑抽象，并且为阐明这些难题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