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介:“参与”,本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术语,是指在现代化管理过程中,不再把被管理者当作一个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把他们看作是自觉、能动的管理主体,也就是管理活动的参与者、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广播上的“参与”,就是让听众直接或通过书信、电话等途径间接地参与广播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的过程,让听众由广播的受体变为主体。参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调动听众的积极性,创造生动活泼的群体心理气氛,深化广播改革,增强宣传效果,是十分有效的。一、听众参与广播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公民参与程度和参与的普及性,列为社会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激励着亿万群众参与的热情。他们希望传播媒介提供更多的与社会和他人交流的渠道,既调适人际关系,加强道德修养,又能
简介:以往再传播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多从传播要素的直接作用出发。然而,受众在分享传播信息时通常会预测该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和价值,这种对他人受媒介信息影响程度的预测,就是近年来传播学领域中兴起的假定影响。从假定影响模式出发,构建了包括游戏接触频次及假定影响变量在内的分享机制模型。研究证明包括信息价值、娱乐价值、社交价值和经济价值四个维度的假定影响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经对470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游戏接触频次不仅会直接影响用户的广告态度和再传播意愿,而且还会通过假定影响对其广告态度和再传播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间接影响效果比直接影响效果更大。研究揭示了假定影响模式对再传播意愿和间接媒介效果研究的理论价值,也为再传播提供了营销启示。
简介:在国外,一般情况是广告客户与广告公司打交道。在国内。80年代初,广告界就曾呼唤“全国代理制”,但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告客户仍乐于与媒介打交道而少与专业广告公司打道;广告的制作也基本上是由媒介单位负责而菲由广告公司包揽。所以,广告的人才多聚集于媒介,他们参与广告客户的广告策划和创意设计。媒介参与企业广告策划和广告创意设计,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广告人才与广告高质量要求新趋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大多数的新闻媒介单位中,广告从业人员的地位曾普遍地低于新闻从业人员。某些单位甚至把不太合格的工作人员塞进广告部门,这使得广告制作水平一度停留在低质量,甚至是粗制滥造的水平上。与媒介单位相比,专业广告公司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同样落后于广告事业的发展。许多创意主题不明而又标上“××创意设计”字样的广告,错别字和语句不通成为通病;轻率地模仿“港台语言”,文字繁简混用,广告语言抄袭等也成为一种“时髦病”。进入90年代,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广告提高质量,许多企业已开始改变“重播出(刊出)、轻制
简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这一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重要因素,成为乡城迁移者获取生活、工作资源的途径。本研究立足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乡城迁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的建构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带来乡城迁移者身份认同的改变。身份认同更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而非心理的认知。
简介: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中坚力量。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参与式观察、主题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表现出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特征,催生了多元的组织参与形式及轻松的组织参与氛围。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主要组织参与形式,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是主要的决策类型。个人层面上,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是最直接的积极结果;组织层面上,组织参与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果。此外,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极高,消解了组织参与的正式性,重构了话语权体系,但也带来了矛盾。因此,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厘清复杂的组织架构,完善组织参与的相关利益保障,开展组织参与技巧培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