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简介:“卢沟桥事变”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灾难深重的现实之中,被称为“抗战时期”的现实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创作造就了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时代主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抗日救亡”很快就成了抗战时期唯一重要的社会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抗战主题美术创作内容丰富,主题的变化所带来的审美上的变化,也给传统中国画的改良带来了历史的契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由此带来的美术创作中的新的题材和新的表现方法,使美术作品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形成了革命美术的传统,而且影响到此后美术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建设以及审美观的确立。